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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学会主办的第17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韩永文出席并致辞。
韩永文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是指导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向社会传达的强烈信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和平和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保障，而这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制度能够形成内部统一、相互联系、科学细致的统一，从而能够更好地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率。
韩永文谈到“提高政府科学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决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市场、引导市场预期、反对不正当竞争、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和科学治理水平。
他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药品安全、超市摊点租赁和销售垄断、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和销售以及对奢侈品涨价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都反映了我国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影响了市场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在运行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规范市场、打击不正当竞争、保护合理合法竞争方面的力量不够，市场经济的治理水平不够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要加快完善政府监管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纠正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调整社会收入分配、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依法创造各种所有制实体平等使用资源。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参与，平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有效提高各级政府的制度执行力，引导市场投资和经营活动的方向，引导市场主体合理、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战略规划实施的年度发展计划，确保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不断提高。
第二，努力提高政府在科学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执行力。
“人们常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如果该系统不能有效实施，它将在空.形成一个花瓶和一座城堡有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但如果在实施中被割裂和肢解，选择性实施可能会造成制度性损害，破坏社会运行秩序，产生“破窗效应”。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常见，”韩永文说
他强调，除了制度建设不完善外，更突出的问题是制度执行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缺乏制度执行力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有效性的一个缺陷，这是副总理韩正在他的咨询报告中提到的一句话”。
“因此，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情况，有命令做不到的，有禁令重复的，有文章完成的，有空文章的，有急功近利的，有打折的，有修改的。”法律得不到尊重，执法不严，违法行为得不到调查。执行是任意的，执法是任意的，法律被权力所取代，正常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得到执行
第三，大力提高政府经济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韩永文说，目前，我国许多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客观、片面、主观、随意的情况，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落实各项制度，特别是政府在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例如，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央政府提出了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这并不违背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是以牺牲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来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要求各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决定》不仅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制度建设要求，还提出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制度建设要求，包括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这一要求是全面、客观、准确和辩证的。
然而，他指出，中国多年来在实施环境保护方面一直存在偏差。“早期执法不严，执法难查，破坏者很少承担责任，所以祁连山被污染，不顾生态环境保护而建别墅。近年来，随着执法刚性的增强，执法不严、违法行为难以查处的情况有所减少，但也存在一些偏颇现象，如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未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执法简单粗暴等。
例如，他说，在水运条件发达、水运便利的地方建设和发展重化工业，是符合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发展规律的经济选择，也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但是，许多地方为了执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在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合理划定和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下，不采取企业建设和生产的界限，而是简单地采取关闭或迁移等措施，导致经济发展的损失，产业链的破坏，经营者和国家利益的损失。
又如，今年以来，市场上的猪肉价格一再上涨，这不仅是受非洲猪瘟的影响，也与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养猪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关闭养猪场、清理农户的简单做法有关。这些做法缺乏系统性思维，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在制度和实施政策上缺乏部门间的有效协调，也可以说是治理方法不科学、执行力度低的表现。
第四，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和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足的矛盾。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来空前变化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有效地促进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更加和谐、更加科学、更加优质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
《决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分配制度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进步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进一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重新进入正常增长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过长时间的超常投资增长和出口爆炸式增长，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外资减少，使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消费增长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时代。
数据显示，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的比例在24年中一度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的66.8%，最终消费的比例在2003年开始下降，最低的是2010年的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的比例仅为35.6%。
韩永文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居民的最终消费只有35.6%，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符合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大问题。”
“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的比例开始缓慢上升，2018年上升到54.3%，但这一比例仍然很低。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支付能力不足。一方面，最终消费比重低，显示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偏差；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实施存在问题。”
韩永文还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为0.467。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93.5%，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59.8%。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应该是今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高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消费。更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异常发展挤压了居民的消费。”韩永文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房价水平。
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房价与收入之比超过5倍是极其难以承受的，但2018年，中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高房价导致城镇居民住房支出大幅增加，住房贷款比重大幅上升。
据统计，2014年房地产贷款占新增银行贷款的比例为28.1%，2016年上升至44.8%。2017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大，房地产贷款占比仍高达40%。住房贷款的大幅增加直接导致居民债务杠杆率的上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2017年中国居民债务的高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的住房购买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居民部门日益增加的债务压力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韩永文直言不讳地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投资增长缓慢、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稳定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3月份的8.7%降至10月份的7.2%，环比增速有所回落。这表明居民收入增长受到约束，收入增长预期不乐观，居民消费支出的边际能力下降，这将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工作部署建议，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稳定和扩大内需，特别是在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方面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推进价格调整，通过一定的有效政策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刚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投机性购房和房地产投机，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市场长期消费增长预期，大幅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