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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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是商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一词近年来频频出现，一些受过教育的企业家，甚至是优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为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为儒商？儒商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才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关注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商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特别了解世界大趋势并具有公众意识的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并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想法是看什么是对的。在义利之争中，一个很大的错误是，如果你想要利益，你就不想要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是正义？是利益的总和。意大利代表的利润绝对是大利润，不是小利润；它代表许多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人。此外，他们获得利润的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使人们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因此，义高于义，利与义之间没有矛盾。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商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俄罗斯传统。他们不仅要批判政治和现实，还要与既得利益划清界限，因此他们具有批判精神，尤其是政治批判精神。这一观点不仅在俄罗斯传统中有很大影响，而且也深深影响到中国。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政治系统中的人也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如基辛格和约瑟夫·奈。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在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来说是学者和绅士。学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知识分子，是基于他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是为了世界的感情，还是为了现实政治的私利。因此，他是否介入政治或参与政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价值取向和心态。

商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上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不仅是政治批判，而且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与政治划清界限。事实上，他参与政治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在改革开放后的大企业家中，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为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商界，我不认为中国的任何企业家有资格成为儒商，儒商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消失了。目前，中国没有儒商，儒商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有很多人正在成为儒商的路上，因为在中国的商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社会，关注文化。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比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学习和研究儒释道，还把儒教视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枫、傅成玉、马云等。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课程”的首批学员。如果他们更广泛，他们将是儒商。

中国慈善家:儒商必须有自我认同吗？

杜维明:是的。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意识，这意味着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他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为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为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关于孔子的话，意思是“孔子说自然和天堂，但听不到。”生命和天堂是最深刻的价值观，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因此，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来看，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的终极关怀和天人关系。另外，子贡的生意是风险投资生意，可以赚很大的利润，所以他有先见之明。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贡，子贡对孔子最为忠诚。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子贡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许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聪明而有远见，追求自然与人的统一，同时也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创业精神，他的事业也比较广阔，可以发展各种产业。这一传统在儒家文化圈一直在发展。

儒家的经济思想更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经济思想，它不主张政府独断专行。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田和战斗，而儒家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儒教对学者、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排名，重农业轻商业。为什么你说这是错的？根据儒家思想，如果任何社会想要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职业: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工人，另一个是商人。法家不需要商人，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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