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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与中国工业工人的未来
富士康工人状况的报告让我们关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称之为“中国的工业工人”。
“未完成的工业工艺”
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是一个技能、身份、阶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面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从18世纪的英国到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是在现代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在几十年内实现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城市，现在他们经历了两代人的彻底更替。然而，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产业工人群体还远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形成。近年来，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工的工业化和市民化挑战尤为紧迫。事实上，媒体报道的富士康工人的夜生活，以及不断跳楼、罢工、群殴和骚乱，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富士康之所以一再被推到风口浪尖，是因为除了其庞大的规模和引人注目之外，其大部分工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的老一代农民工很少把城市定居作为他们的现实目标。他们在当地社会长大，仍然与农村和农业有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和精神归属感。与父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是在十几岁离开学校后来到城市工作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和工作的父母住在城市里，他们没有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没有农业经验。他们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对土地和农村有归属感，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认同城市生活，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方面比父母更接近城市青年，有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原本属于城市，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产业工人和市民，而不是农民。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低工业水平，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过程被推迟了。
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带有浓厚的个人依附色彩。其特点是从法律权利上制造身份不平等，使一些公民天生优于其他公民，系统性地阻碍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推高人口迁移和资源配置的成本。它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但它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法制不相容。
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样的社会资格、安全和福利。他们也是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和精神居民。它不能回到农村，也很难像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工业工人那样融入城市。
这种尴尬局面无疑会给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巨大的精神困扰。由于“中国制造”正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大型制造工厂不可避免的劳动力“异化”现象使工人遭受低收入、枯燥工作和高强度的折磨。作为从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生活相对优越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个人尊严感比父母强。在高度压抑的状态下，一些极端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比如富士康连续跳楼。
富士康，作为植根于中国的世界第一铸造公司，在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调查报告中，因其象征意义而被批评为“21世纪中国土地上的血汗工厂”。2012年，郭于华教授主持的《富士康海峡两岸大学研究报告》披露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如“工业工程系”...它的主要任务是准确计算工人在几秒钟内完成每个工序的最短时间，并安排工人的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被定义为在几秒钟内完成某些动作的机器，而不是主观的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想回到农业社会，盲目地批评富士康没有什么意义。大型制造业的装配线生产以机械重复为特征，因此工人必须被视为生产线上的机器，而不能被视为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此外，作为公众高度关注的超级企业，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劳动保障、工资和福利应该在许多类似企业中被认为相对较好。富士康绝对不是一个“奴隶社会”，至少富士康工人可以随时摆脱这种状态，而且它不像户籍，附带着许多社会阶层信息。
事实上，工人沮丧和不满的更重要原因在于低工业水平、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模式。对于工人来说，这种模式是高工作强度和低收入的模式。要改变这种模式，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制度和文化的长期努力和改进。构建合理的劳动关系，培养以高素质技术工人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工人阶级，无疑是改善中国制造模式、摆脱“血汗工厂”的重要途径。
“中国制造”与劳资失衡
“中国制造”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劳资失衡的模式，“强资弱劳”问题相当突出。健康的劳资关系是现代工商业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的消费需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当居民消费强劲时，工厂才能扩大生产，带来经济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想致富，他们也必须让工人阶级致富，让工人阶级有钱花。一个健康的现代经济必然是一个共同繁荣的社会共同体。20世纪初，福特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实行日薪5美元，这被认为是福特对美国的最大贡献。由于福特的加薪及其社会效应，造就了一个具有购买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使美国腾飞。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建立在长期不均衡的劳资关系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的合理发展是实现劳资平衡的根本途径。
目前，中国工会组织发展缓慢与国际环境有关，即近几十年来国际工会联合会不断弱化。然而，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弱化是与其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如果照搬到中国，将是错位的。敌视和废除工会在现阶段显然不适合中国。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治基本上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产业工人队伍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他们的待遇很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差，社会保障制度极其不完善。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还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都应该支持工会的正常和合理发展，以建立一种平衡和健康的劳资关系。例如，郭于华教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制造工厂，三分之一的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工会。这显然是极其不正常的，将其置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是令人震惊的。
以富士康工人为代表的年轻农民工，无疑是崛起的中国巨人的脊梁。他们的生活条件、发展和未来值得全社会的关注。当务之急是消除各种人为障碍，使他们成为“城市人”，促进工会的合理健康发展，实现劳资相对平衡。
[对话] 郭:“全球资本的分散和抽取”是悲剧的根源
诸如“几次跳跃”和“夜生活”等引人注目的媒体报道将世界最大的铸造厂富士康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一系列负面消息似乎成了它挥之不去的噩梦。为此，《时代周刊》采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教授。
去技能化导致单调和无聊
《时代周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有哪些新特点？
郭:在全球流动资本构建的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熟练”，工人的能力和企业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与福特主义时期的企业大相径庭。事实上，像富士康这样的铸造厂不需要太多的工人技能，其生产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机器控制，因此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工人在装配线前只从事简单的劳动，他们可以用一点文化做这项工作。你能想象人和机器以相同的节奏运行吗？装配线可以不间断地运行24小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工人们也可能加班。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工的生活非常单调乏味。
在我看来，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的高跳槽率有其内在的规律。工人们在高度程式化的装配线前一定会感到无聊。人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工人们在工作了两三年后还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我们应该考虑换工作吗？也许工人的年龄或资历已经成为不利因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的体力会下降，但不如新雇员。他们会这样想。我会做三年，但我不能做五年，然后我会找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工人对企业稳定性的认同感几乎不存在。离开富士康后，他们的选择也很狭窄:回到农村？换个小点的工厂？这些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未来是混乱的，这导致了焦虑。缓解这种焦虑的极端方法是跳楼自杀，或者通过一些娱乐活动来麻痹自己。
新一代农民工可以感受到城市消费社会的繁荣，也可以感受到城市人的繁荣。然而，当他们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时，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你很谦虚吗？还是觉得很不幸？还是激发了他们奋斗的决心？他们认为他们永远不能过他们所见过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必须回到一个无聊的工作状态来获得报酬。他们的心态会非常不稳定和混乱。也许这些不是个人的特征，而是他们群体的特征。
《时代周刊》:这种生存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哪些问题？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但对自己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你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郭:其实我更喜欢把这种事情的发生解释为流动资金的特点或者生产方式的转变。刚才我们提到了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福特汽车工业为代表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工人的大规模聚集，富士康也保留了这种模式。大量工人的聚集不可避免地要求工人对企业有一种忠诚感。然而，传统的汽车制造业要求工人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忠诚度，这样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因此，资本家应该投资于工人家庭、下一代的教育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工人对企业有稳定的责任感和长期的忠诚度，同时培养他们熟练的操作技能。因此，我们常说，与美国工人和日本工人相比，中国工人的技能和生活水平相差甚远。因为他们长期在企业接受培训。
当时，工作技能是最重要的资本，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企业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它已经成为工人和企业之间的一个谈判筹码，因为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企业将为员工规划和设计职业生涯。从学徒到技术工人再到车间主任，他的职业发展路线图将被垂直绘制。退休后有生活保障。这样，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就统一了，他们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形成了一套具有人文关怀的工厂管理体系。因为职业和未来的生活条件与工厂的发展高度兼容，工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福特说:“我想成为人民的汽车。”先把股份给工人，每卖出一个工人，都是有利的，工人的工资最终能买得起车，所以不会有苹果手机生产商根本买不起苹果手机的“异化”感觉。
富士康的责任是什么？
时代周刊:从“十跳”到所谓的“夜生活”，富士康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当然，富士康有其典型的意义，但在你看来，这些问题中哪一个是普遍的，哪一个与富士康的独特性有关？
郭:富士康是世界第一铸造公司。一个拥有数十万工人的怪物成为新闻焦点并不奇怪。通过富士康的案例，当我们思考资本的全球分配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全球资本的流动正在割裂地抽取工人的劳动。现代就业模式以分散的方式提取工人的劳动，然后将其整合到生产线上进行产品生产和财富创造。然而，企业不负责工人发展早期的教育投资，后期的婚姻和家庭投资，也不负责养老。资本只吸引处于全盛时期的劳动者，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是企业生产方式的一次创新。当外国或海外资本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它只能购买工人的廉价而强大的劳动力，并且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市场，这样企业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碎片提取实际上是资本的力量！这也是富士康现象反映出来的一个普遍问题。富士康现象的独特性可能与其紧张的工厂管理系统和企业文化有关。
具体来说，例如富士康接受了苹果的订单，创造了一种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新模式。在空的实际形式中，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场所。资本在这个时候给经济繁荣和就业带来许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把所有工人的教育和福利保障都扔给当地政府。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整个生产链，我们会发现以乔布斯为中心的小团队从事的是设计、研发等高端工作，然后通过订单生产链的全球延伸，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被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他们并不直接面对工人。这些国家在利用工人生产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工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却完全不在这个生产链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对资本来说非常有效，但问题是，谁将承担保护工人的责任？苹果向美国纳税，这与中国工人无关。由于富士康工人的高度流动性，工厂不需要满足工人一生的福利发展需求。如果地方政府不承担这一责任，单靠社会力量很难达到救助的目的。换句话说，我实际上呼吁资本不仅要成为经济生产力，而且要承担道德责任。
《时代周刊》:为什么富士康工会在这起事件中反应如此强烈？工会在企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在实际操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郭: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富士康的工会角色。因为在一个聚集强大资本的企业中，事实上，工会可以做许多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等。如果富士康工会的职能是在这些方面定义的，它做了很多事情，至少没有不作为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关注所谓的“夜生活”报道。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富士康的工会是否了解工人的夜生活模式。如果报告不真实，工会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们的工人没有这种东西。此外，富士康工会应该扪心自问:确保良好的环境和健康的心理状态是工会的正确职能吗？我们不想批评或指责任何人，而是要从各方面寻找力量，搭建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另一边] 风暴制造者富士康
目前，媒体和企业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竞争发生在富士康和《财经天下》杂志之间。
《财经天下》中的“富士康夜生活”一文有8000多字。尽管富士康指责“整份报告基调阴暗、风格低调”，但真正让富士康恼火的，只是报告中兼职的“工厂女孩”部分。当然，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否构成侵权，相关内容在整体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与此无关，但几句话也可能构成侮辱或诽谤。但就这份报告而言，从法律上讲，不存在侵权问题。退一万步说，即使兼职“工厂女孩”是不准确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媒体内容只有在有“特定方向”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权。这份报告提到了富士康几十万女工中的一部分，但没有具体的方向。相反，富士康工会的声明称，该报告“使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恶意将40多万富士康女工描述为‘兼职工厂女工’。”这样的声明来自企业的公开声明，从法律上讲，这可能是不合适的。由于该报告显然没有将所有40多万名女工描述为兼职工厂女工，这一指控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仅没有构成有力的反驳，而且很容易给她们自己造成麻烦。
富士康近年来多次出现在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人们认为它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然而，从针对报道提出的“五个问题”来看，富士康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基本经验和对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基本理解。
富士康工会声明称:“在报道和撰写过程中，为什么你们的记者没有与富士康工会和官方组织接触和接触，而是采用单边来源的方式发表报道？”应该指出的是，一篇报道是否是单一的信息来源，是由记者是否采访了富士康工会和官方组织来判断的。这篇报道的焦点在于富士康员工下班后的活动。富士康工会和官方机构并不是企业员工业余时间的权威信息来源，对它们的采访显然并不构成本报告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指控没有太多理由。
声明还说:“你们报纸记者描述的现象是因为富士康，还是中国社会当前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富士康可能不明白《金融世界》是新闻媒体，《富士康夜生活》是新闻报道。记者的职责是写报告，而不是做研究。报道需要真实生动的故事，它需要对故事的事实负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最好完成剩下的任务。这些发生在富士康工厂内外的故事当然是“中国社会当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不允许媒体报道的原因。
至于富士康工会，“记者采访了报道中所谓的‘兼职工厂女工’。如果被采访者的陈述是真实的，记者有没有向执法部门举报他的违法行为？”这个问题暴露了富士康对新闻业惊人的无知。记者既不是侦探也不是特工。记者采访的目的是写报道，而不是从事情报工作。记者不仅没有责任向执法部门报道和曝光，而且还尽力为信息来源保密。这是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边界，只有当它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持自己的边界时，社会才能健康运行。
在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必须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媒体的批评和质疑。媒体报道是错误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澄清事实，但没有必要对媒体报道的动机问太多。如果媒体报道的问题确实存在，企业的明智选择是不要通过针锋相对的对抗转移社会的注意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富士康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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