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父亲的工作给了我对经济活动的兴趣-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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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由许多偶然和特殊的事件组成，但主角总是他自己。

我在1980年春节回到北京。当时，北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试点措施，安排失业青年就业，解决城市供给和服务困难。我姐夫的表弟在北京供销合作社联合会(以下简称“市社”)下设立了“北京青年服务社”，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是一个专门为失业青年安排出路的小企业，引起了我的关注。

当时，除原计划体制内的企业外，工商管理尚未放开，但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始。也许是因为我父亲一生从事商品供应和经济工作(他在新四军第五师负责后勤供应而不是战斗)，这激发了我对经济活动的兴趣，而改革给了我参与这些活动的机会。

于是，我向团里提交了申请报告，然后我去了北京青年服务中心做临时工，没有工资，想碰碰运气。

第一项业务是出口兔皮。河北一些地区的农民饲养兔子，但是兔皮很难做成衣服，只能做成垫子。国外有一些需求。当时，该国的商品出口被该国的外资公司垄断，农民很难有直接的出口渠道。我们充当中间商，代理农民的兔皮，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赚取中间服务费。

当时，我没有一个成熟的贸易路线，但我有一个疯狂的方式。我用我的战友来描述中国改革的前沿广州。刚刚开放的广州并不像北京那样死气沉沉，一些人已经走上了经商之路。那时，我住不起酒店(虽然一张床只收几美元)，更不用说酒店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亲戚朋友呆在一起，节省了一些开支，成为了一个陌生人，依靠朋友来带路。这次我来广州也不例外。我在我同志的家里生活和吃饭。这个战友李大南曾经是第七连的战士，他的父母曾经是战士。我记得那天广州下着毛毛雨，经过黄骅港72烈士陵园和动物园后，我到了他家。没有他的帮助，也许我连去外贸公司的路都找不到。

任志强：父亲的工作给了我对经济活动的兴趣

一家外贸公司的办公室挤在一栋八层楼的七楼。当时，八层以下的建筑没有电梯，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挤在楼梯间里上上下下。幸运的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提前联系了他们。在我拿出高质量的样品后，我顺利通过了验收测试，并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成功签订了合同。

当时大多数外贸公司已经有了合适的客户，但是他们缺少生产来源，我只是送货上门，减少了他们的采购、组织生产和运输环节。计划经济经常把需求和供给从国家制度的障碍中分离出来。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探索正好打开了这个封闭的渠道，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很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

服务机构和外贸公司将从交易中收取中介费，制度约束使农民不得不在整个出口链的每一个“层次”留下“钱来买”。

许多上上下下挤在楼梯上的人都是像我这样的中间人，在需求之间架起桥梁。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最初的外贸出口自由化逐渐发展壮大并逐步开放。

我记得与农民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通过格子信纸、多层复写纸和圆珠笔复印完成的。当我把合同安全地放进军用挎包时，我的心掉到了地上。当我背着一个兔皮模型从北京上火车时，我的心像火车一样跳了起来，这是一份责任重大但完全陌生的工作。由于我的战友的帮助和事先的沟通，我成功地签订了出口代理合同，这也给了我进入经济领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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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北京青年服务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宗埠胡同24号。它占据了一个普通住宅庭院中的三栋北方房屋，许多居民住在庭院中的其他房屋中。这家服务机构没有多少办公设备，只有一张总经理的办公桌。我只能在夜班的床板上写字。

合同中注明了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一美元兑换人民币44.00元。当交易实际完成时，一美元被兑换成人民币67.00元，因此农民因差价被起诉。幸运的是，合同中注明了汇率，双方分担了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这项业务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外汇，第一次了解到汇率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无知和对知识的渴望，所以阅读成了我的必修课。

就在我要在北京大吵一架的时候，我的退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班里有一个叫陈的战士，在我的推荐下，曾经在司令部当过参谋。有一天，参谋陈特地到北京来，向我传达了部队首长的指示:不批准退休的报告，要我回部队参加演习。

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后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著名的全军“802”军事演习，这是一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我的团是指挥台前面的主攻团。和以往所有实战演习一样，工程师们应该做好爆破和焰火的各种配合方案，这是我的专长。因此，团长要求我回到团里参加这个重要的演习任务，并答应在我干得好的时候给我一个更大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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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军队，所以我不得不在没有父母安排的情况下和爸爸一起赌博，自己做生意。

我要求陈参谋带着我的第二份退休申请报告和我所做的演习的初步合作计划返回部队。后来听说这次演习很成功，全团都得到了通报令的奖励，但是有点遗憾:陈参谋算了一下费用，爆炸效果很壮观，但是把附近村子的玻璃都打碎了，全团不得不为老百姓重新安装玻璃。由于紧张和演习的成功，团长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然后邓小平决定进行重大裁军，“军队应该减少一百万”，我也有理由退休。我的出院报告就这样被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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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要求转业的军队干部通常被安排到地方公、检、法系统工作，以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公、检、法系统，建设一支新的公、检、法队伍。在敌我界限不清的时代，军队干部成了最可靠的力量。

但我的抱负是退出这个正统的体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选择换工作和复员的区别在于换工作可以保持干部水平，组织可以安排就业，而复员不再保持干部水平，组织也不安排就业，而是谋生。

对于参军的农村干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意味着他们要么留在市、县、镇工作，要么只能回到农村。因此，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选择了转业，只有我选择了退休。幸运的是，在一年多的临时工作期间，我获得了一些商业和企业方面的经验，并且有了一个可以自己安排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参加了很多补习班、学习班和夜校，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合同法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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