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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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研究治理已经有几年了。治理的目标是另外两个概念:统治和政府。统治是指统治集团以暴力为后盾，控制各种社会资源，以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结构。执政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有人明确宣布某些阶级应该统治其他阶级。治理是中立的，强调国家权力属于所有人，因此是公共的。国家权力的使用旨在促进所有公民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权力转移利益。

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治理通常与政府相关。英文单词“政府”是政府，英文单词“治理”是治理。它们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含义却大相径庭。大政府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垄断社会管理权，政府是形成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单一中心。

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多中心性。治理有两种主要类型:政府和社会。所谓社会是指由公民在政府之外建立和运作的各种自治组织，包括商业、非商业、国家、区域、政治和非政治组织。在国民生活的不同领域、层次和地区，这些组织或多或少地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从而发挥或多或少的治理作用。这种社会治理必须是多中心的，并且众多的组织同时拥有权威，尽管政府的权威仍然是最大的。

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当然，治理的概念早就被外国人讨论过。但也许，中国人才是第一个系统地、长期地实施“治理”概念的人。从一开始，中国文明和政治的共同体就非常大。在如此大规模的政治体系中，维持良好秩序的唯一有效模式是社会与政府间分工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然而，一些统治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反对它。因此，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轮周期性的变化。

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典时期。此时，政府和社会之间没有区别。当时，基本的社会单位是自由人通过契约形成的君臣关系，无数人依靠这种君臣关系联结在一起。当时，既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他们混合在一起。

随着礼制的崩溃和幸福的衰落，政府由封建混合治理体制形成。时间是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结果，在六个东方国家形成了以强政府和弱社会为特征的皇室制度。

秦的情况更糟糕。自时代起，秦人就形成了“一国政府仍为一国政府”的政治目标。商鞅为秦人实现既定目标提供了政治技术，导致了秦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运动。

秦孝公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削弱人民”，《尚军书》说:“人民是弱的，国家是强的；人民强大，国家弱小。因此，一个有好办法的国家是为弱者服务的。”相应地，商鞅和秦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削弱人民，其关键是尽可能地消灭一切社会组织，包括家庭。商鞅变法中有一条法令:“两个以上的人如果没有分别，他们的福分就会加倍”，就是说，当他们的儿子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其他人必须分开，自己站着。因为家庭也是一个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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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秦建立了一个没有社会、只有一个政府中心的治理结构。秦有三个县以下的管理单位:李、亭子、项，亭子、项的管理人员都是政府官员。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县以下的乡镇管理单位。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秦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有多深。

这种“周秦之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深刻的。

然而，秦朝是所有朝代中寿命最短的。没有社会自治的秩序是不可持续的，政府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不受控制的政府最终会被强加给自己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垮。

汉代儒学的历史贡献在于，按照儒学的多中心治理思想，从根本上改造了汉代所承袭的秦制，建立了“儒者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制”。这一变化过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思想构建了社会，最终在政府形成数百年后出现了“社会”，从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政府共享治理权的时代。

儒家构建的社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儒生自治团体。儒生通过教育形成了许多地方社会，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社会。这些儒生协会推动了此后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包括清末康和梁的改革。

第二种社会组织是家庭。秦朝没有家庭制度。刘邦不知道他的祖父是谁，他母亲姓什么。后人不知道董仲舒的家庭背景。这的确是一个原子个人主义的时代。

从汉代中期开始，儒家就有意识地在基层社会构建家庭制度。渐渐地，人们的姓氏变得整洁了，他们的家谱也清晰了。人们认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是一种荣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经过这样的努力，到了东汉，家庭制度已经相当完善。结果，儒学建构了基层社会的自治主体，儒生成为“君子”。他们继续治理国家，退休后组建家庭并治理社区。

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皇权不低于郡县”的现象。这节省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从那时起，一个王朝只要其制度大体合理，就能维持其统治两三百年。在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建立之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秘密在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分享治理权。

中国人民在过去两千年中积累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是，社会自治得到充分发展，政府保持温和的态度，与社会分享治理的权利。治理权的分享制度将社会变成了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反对者。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可以使它享有更加稳定和可靠的主权。

因此，中国的治理方式是政府与社会的多中心治理，自西汉中期以来的两千多年里，这种治理方式一直在政治清明的各个时期得以实践。

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模式被人为地摧毁了，中国社会回到了它的祖先，出现了中央计划体制。国家权力直接和全面地统治每个人。这实际上就是“新秦制度”。

然而，现代技术并不能解决秦制度所面临的不可逾越的内在问题。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区中，政府的单一中心规则和管理模式无法正常运行。因此，新秦制度很快陷入困境并崩溃，社会自发恢复，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政府开始逐渐承认社会。一路发展，用三中全会的话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包括政府和社会，而“创新型社会治理”一段具体论述了“改进社会治理方法，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在创新型社会中，前一个术语一直是“管理”，管理的主体通常是政府。社会治理具有社会自治的内涵，自治的社会组织在政治理念上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

秋风：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通过采纳这一理念，执政党实际上是在更新中国多中心治理的悠久传统。在严重背离中国的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终于走上了正轨。为了建立一个有效和健全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当然应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但它绝不能忽视自己的政治智慧。相反，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以中国的治理为基础。事实上，儒家在2000多年前提出并在2000多年前实施的多中心治理对人类也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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