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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为创始人任在全球形势下口口声声说“单靠中国的自主创新很难成功”时，中国“自主创新”理论的最早倡导者陈进(音)15年前就开始鼓噪了。
当时，他反复提出“合作创新理论”，同时强调开放创新是他创新思想的核心。陈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自主创新只是一种结果，但对于如何独立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会议室里，刚刚完成这门课程的陈进发表了自己的想法。“整合方法可以是独立的，因为你比别人想得更大，比别人想得更远，比别人想得更多。你可以超越别人。”
在陈进看来，作为创新活动的最终目标，对创新意义的反思应该贯穿于创新系统的全过程，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驱动的新革命下能够超越西方的底层逻辑。
回顾从2019年到1989年，从单一技术创新到企业创新体系，再到协同创新的提出，陈进的创新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频率一致，COMAC、华为、CRRC、CIMC、美的、海尔等中国企业探索的数字在其中闪现。
当记者试图将中国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环境中能够取胜的武器归结为技术创新时，陈进的思路跳到了企业战略上。在他的战略统筹的背景下，技术创新不再是企业创新的单一方式，企业需要重视管理、设计、营销等方面。战略、全面性、开放性和协同性是关键词。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烧到了技术领域。在我国自主创新呼声日益高涨的重要时刻，面对和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期，认清创新的本质，理清我国创新的路径，是一项宝贵而紧迫的任务。
集成创新范式的提出是陈进对中国当前创新管理方案的最新思考。
《黑匣子》中的探索
挪威创新学者扬·法格伯格(Jan Fagerberg)表示，创新过程本身或多或少被视为一个“黑匣子”，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应该留给其他学者去研究。
陈进想做的是在“黑匣子”中重新定义创新过程，成为照亮黑暗的手。
1989年师从浙江管理学院徐庆瑞教授，从化工自动化转向技术创新管理，成为陈进探索创新之路的起点。当时，在美国蓬勃发展的科技管理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还处于初步认识阶段。
徐庆瑞院士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科技管理，正是他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管理思想引入中国。1982年，徐庆瑞首次提出并传播了“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结合”的思想，这一思想至今仍在不断更新。
化工自动化的科学背景和技术创新管理的知识体系赋予陈独特的思维视角。“当我从硕士学位毕业的时候，我开始转型进入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这是一个信息化、化工自动化和管理交叉转化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我对管理的理解和认识。”
1994年，24岁的陈进博士毕业。在当老师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企业研究。他与导师徐庆瑞院士合作，结合企业案例，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技术创新的过程和主要策略，即“模仿—改进—创新”的“3i战略”。
该框架提出企业创新应走基于引进和学习的创新之路，走知识、技术和组织的集成创新之路，走具有原始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之路。“学习是工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它对技术知识的转移、交流和利用以及技术能力的积累和提高都具有重要价值。”陈进说道。
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处于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的阶段。当时被称为中国电子工业摇篮的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成了陈进创新理论的一个个案。
在陈进看来，这家成立于1976年的公司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技术。根据他的研究，在技术吸收、技术改进和自主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有三种学习模式:“做中学”、“用中学”和“研究开发中学”。为此，陈进总结出一套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他认为，自主创新将是技术发展的下一个具体阶段，企业应加强自主研发，培育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技术。经过25年的发展和今天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概念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虽然最初对创新的研究是从技术创新开始的，但随着研究企业数量的增加，陈进逐渐发现，单纯追求技术创新并不能引领企业走向成功，企业的发展应该放在创新系统中考虑。
同时，依赖进口的现象在通信设备领域也非常普遍。在中国市场，有许多巨头，如美国的摩托罗拉、日本的nec和瑞典的爱立信。
但其中，1958年成立的邮电设备修理厂杭州通信设备厂进入了陈进的视野。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研发、生产和运营的电子通信设备专业制造商。
根据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国内市场，航通厂高层决策者提出了“从高新技术出发，引进多渠道技术，形成高速规模化经营”的战略，并提出与美国无线通信产品制造商摩托罗拉公司签订合同，尽快引进手机和基站系统设备技术，以便与摩托罗拉公司合作掌握和提高制造技术。
当时，这一决策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克服经济和政治风险，这也成为陈进后来主张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核心的现实注脚。
此外，航通厂重视人才引进和培训。据1993年和1994年的统计，该厂约有八分之一的员工接受过国外培训，并建立了高水平的产品开发和中试基地，引进了60名科技人员，使航通厂在技术上跟踪并超越了世界通信技术的发展。
同一家企业是杭州制氧厂。90年代中期，经过六代产品组合创新，杭州制氧厂的产品技术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该企业每年的R&D费用只有200多万，用于消化、吸收和创新引进和跟踪技术。它之所以能够用有限的资金继续创新，正是由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是陈金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思想根源。
该理论于1994年提出，强调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和“非技术性”，提出企业应重视研发、制造和营销的系统整合。从企业创新系统、市场需求和技术推广三个方面考虑，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把握技术创新的本质。
新过渡
"从引进技术到开放创新，这是一个新的转变."
200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亨利·切·萨布鲁(Henry Che Sabrou)提出了开放式创新，将这一范式正式引入学术研究和工业实践。
当时，中国互联网正在蓬勃发展，一个不同的发展生态出现了。陈进还试图通过关注企业技术创新本身，将开放创新的理论范式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在开放创新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协同创新，它旨在解决过度开放带来的分心和“开放悖论”的困境。
陈进认为，企业应该适度开放获取全球创新资源，降低R&D成本，提高创新绩效，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和共享经济范式下，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陈进通过观察海尔、美的和西门子的创新管理实践，提出了“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从理论上设计了企业互联网平台综合创新和产业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聚焦企业通过构建基于核心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创新主体与企业组织内外资源的协调，最终通过提升核心能力、创新生态系统的一致性和成员的共生进化，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在这个创新生态系统中，供给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政策系统方的政府和公共机构以及需求方的消费者互动，将生产、教育和研究纳入企业的创新系统。
“世界是我的研发实验室。”这不仅是海尔“一人一人”管理模式的流行版本，也是指导其成为开放式创新实践范例的精神核心。
海尔的案例被陈进写进了他的教材《管理学》。他在信中写道，观察海尔由独立经营者组成的组织环境，我们会发现金字塔式的结构形象消失了，扁平的色彩也没有完全消失。海尔的组织结构是一个全新的倒三角网络平台组织……打破组织界限，从而再造生产和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
“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实践，所以管理的创新和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张瑞敏在给陈进的《管理学》第二版的推荐中说，陈进的书是网络时代传统管理学的一次迭代。面对时代巨变带来的颠覆性挑战，它创造性地将管理经典与互联网的伟大未来联系起来。
在这本管理学教科书中，陈金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三代管理范式:与工业时代相比，知识和创新成为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关怀和人才成为先进组织的特征，组织成员需要获得足够的自由和创新空.此时，效率和成本是主要因素。
当知识经济渗透到各行各业时，创新系统面临着新的整合。
21世纪，美国学者提出的开放创新在迅速动荡的商业社会中开始显示出其局限性。
以开放创新的代表企业宝洁为例，全球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竞争加剧、创新成功率下降导致R&D成本上升。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资源、扎实的创新过程、重战略轻战术等原因导致P&G创新后劲不足..
企业创新体系面临新的挑战，环境也在变化。
以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旧西方科技创新范式只关注技术和经济，在应对全球转型过程中表现出局限性。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技术创新需要与社会发展对话，除了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还符合伦理和社会满意的发展目标。
创新范式的东方智慧
纵观以往的创新范式，无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用户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开放创新理论，还是欧洲学者提出的设计驱动创新和公共创新理论，还是日本学者提出的知识创新，陈进认为，这些创新缺乏愿景驱动的战略领导力，使企业面临开放悖论或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风险。
许多企业担心，如果过于开放，就会有泄露核心技术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学者提出的社会创新和“简单创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概念、文化和社会因素。
这些创新范式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忽略了战略设计和战略实施在促进创新成果方面的领先和前瞻性作用；同时，过分强调局部性，缺乏全局观，导致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误入歧途或陷入技术伦理的误区。
2017年，陈进发表了《集成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创新新范式》，提出了基于开放创新的集成创新概念。
梳理陈进对超大型企业的研究，不难理解其集成创新思想的形成。与普通企业不同，航天科技等超大型企业的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涉及国家系统、顶层设计和国家资源配置。例如，在长征三号火箭三级发动机的选型过程中，为了实现低温高能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的创新，利用系统的优势进行系统协调，聚集全国优势资源，形成国家支持的技术创新组织，改进工艺，形成焊接技术解决方案。
与开放式创新不同，集成创新的本质在于整体观、系统观，着眼于重大创新，通过战略导向和设计整合企业创新的多个方面。战略、全面性、开放性和协同性是四大要素，战略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全局观的东方哲学智慧被纳入集成创新系统，实现“创新求善”。
企业家精神再次被提及，并成为创新体系的核心。对于企业家来说，创新的风险性、集体性和积累性要求前者具有风险决策意识、毅力和自我超越能力。
熊彼特曾经这样描述创新过程:所有的成功都依赖于直觉，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不确定的看待事物的能力也是抓住本质和抛弃他人的能力。这种主观性决定了企业领导者在创新过程中的地位。
战略愿景更进一步，要求企业领导人不要将技术创新视为单一的技术活动，而是将其嵌入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根据全球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大趋势，借助跨文化战略思维，企业决定企业和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你不能在非战略机会上消耗公司的战略竞争力。”任曾经评断过。围绕技术研发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产品开发战略、人才战略和组织管理激励战略，帮助华为保持在电信领域的地位，使华为成为战略指导下的集成创新思想的实践样本。
同时，过去技术创新和设计驱动创新的本质都是发现和适应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但它没有回答最本质的问题——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创新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创新主体是否应该关注人类发展，倡导积极的文化，在创新意义层面上积极推动社会进步？
在今年5月的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技术是好的”这个词与工业互联网一起被多次提及。
“负责任的创新是被动的检查创新。如果我们积极构建一个有意义的创新，它会更有趣吗？”陈进的思想终于成为综合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牧师
本世纪初，当美国学术界强调企业创新，英国学术界强调政策的时候，英国苏塞克斯大学陈金的导师基思·帕维特(Keith Pavett)将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了创新管理体系的框架，开创了科技政策分析的思想。陈进也成为第一个将他的思想引入中国的学者。陈进翻译西方创新理论几乎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进行，在20年间翻译了20多本书，出版了近60部专著。
“我们过去翻译西方的创新作品，但现在西方翻译我们的。”陈进拿出新印刷的《路特雷奇创新管理手册》英文版。
这是一本由他和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alexanderbrem教授、西班牙eada商学院的ericviardot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pohkamwong教授共同编辑的创新手册。这本书是集成创新的实践样本，这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在创新管理领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
"手册是一本手册、参考书和标准."陈进说道。标准的制定不仅意味着行业的成熟和标准化，还意味着企业的规模和联盟的实现。
现在，陈进注重创业管理知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他的目标是建立一套中国的创新标准，“引导更多的中国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企业。”这与集成创新理论一起，构成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的标签。
陈进认为，这是一种“知识逆转”。
“当我们创新时，我们是在为企业制定标准。”当中国经济进入从商业模式到技术创新的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迫切需要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指南。陈进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中国的企业创新标准，引导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最近，他专注于将真正创新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联盟，让它们相互交流。例如，他将COMAC、华为、CRRC、CIMC、美的和海尔聚集在一起，促进企业间创新知识的共享和跨境交流。
“华为和COMAC之前没有接触过，但通过这样的机制，他们可以互相学习。”他把从事汽车、高铁、飞机和火箭的企业人员聚集在一起，因为汽车需要高铁，高铁是整合资源的能力。有了飞机的概念，高铁可以被用作高速铁路，飞机可以从火箭的经验中学习。“这是集成创新”。
陈进希望通过理论来指导企业实践，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我们必须进行战略创新，不是从今天开始，而是从未来开始。在接受传统商业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竞争日空.”在一个论坛上，陈进说。
"这是中国创新学校最好的时代."
陈进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在他手里的“routledge创新管理手册”的封面上，金晨的名字在编辑中排名第一，一只手被画在黑色的背景上，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