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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1周年之际,易纲发表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思路。
71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在央行成立71周年之际,央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坚持货币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回顾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演变阶段,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如预期有效。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探索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下一步。
易纲强调:“除了控制钱,什么都不用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立场上,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是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率,牢牢把握中国发展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持货币稳定目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分析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可以判断,在未来几年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羡慕的对象。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接近零利率,我们也不会采取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持货币政策的最初使命,即保持货币稳定,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福祉。”易纲说。
第一点:这些原因使得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
易纲回顾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许多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最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当时有许多货币政策目标,更多的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
然而,发达经济体依靠货币刺激来实现高增长的做法并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当时,美国年平均物价涨幅超过10%,企业破产、银行破产和失业率均达到二战后的新高。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却忽视了金融稳定。在此期间,维持价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在反通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发达经济体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稳健”时代。
然而,央行在关注价格稳定的同时,却忽视了金融稳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的价格指数相当稳定,但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飙升,系统性风险累积。钉住低通胀形成的宽松货币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阶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努力改善金融监管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正面临新的挑战。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在空之前就实施了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然而,从中期和长期来看,这些政策也可能推迟经济的内部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下降速度,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正在略微减弱。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增长势头不足和持续通缩压力,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变得“正常”。
易纲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自第三阶段以来一直在下降给出了三个答案:
首先,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因素是由重要的经济结构变量决定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无法改变这些因素。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就会推迟问题的解决。
其次,在没有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不能放贷,也不能轻易流向资产市场。货币条件的放松通常对资产持有人有利,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财富分化,加剧结构性扭曲,并延长危机调整的进程。
第三,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将缩小利差,挤压银行体系,削弱银行货币供应量。
央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纯也在周五举行的2019中国金融年会暨金融街金融市场峰会上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在老龄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平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然而,在民粹主义背景下,许多国家难以就结构性改革达成政治共识,甚至应对危机的临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被推迟。
“事实上,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出现,甚至加剧了现有的贫富差距。”张雪纯说,一方面,政府通过低收益债券增加了债务,推迟了结构改革;另一方面,持续的量化宽松和负利率催生了资产泡沫,加剧了贫富差距。根据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数据,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控制了70%的财富,比2008年高出10个百分点,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最高值。货币政策被用来达到竞争的目的。欧洲央行在欧元区有大量公共债务,希望保持负利率和低利率。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些货币政策战略已经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让我们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和贸易战。
第二点:总结货币政策三个方面的重要“常识”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易纲从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阶段总结了他对货币政策重要规律性的认识。
至于货币政策的锚应该是什么,易纲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央行都把盯住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长期通货膨胀的客观真实趋势是1%,而中央银行为了引导人们的预期,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2%,那么肯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确的做法是,各国央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设定通胀目标,1%至4%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范围。例如,发达国家和老龄化经济体的最佳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较年轻的经济体可以选择3%或4%,一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也可以把通胀。目标定得更高,例如超过4%。”易纲说。
易纲强调,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时不够及时和有力,有时走得太远。关键是要明确责任、定位和目标,不要畏手畏脚,也不要铺张浪费。
易纲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货币政策的重要“常识”:
首先,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经济增长,不能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在世界历史上,货币政策一直被用作追求经济增长的手段,甚至希望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以换取更高的经济增长。然而,实践表明,这种想法很难实现,甚至可能出现“滞胀”。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似乎只影响需求,但从中长期来看,它将影响供给和经济结构。过度使用可能会留下复杂的“后遗症”。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政策目标和政策。
第二,要坚持货币稳定的根本目标,同时央行要强化金融稳定的目标,更好地将维护货币稳定与维护金融稳定结合起来。
第三,货币政策不能单枪匹马,它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几个团队”形成合力。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经济增长从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第三点:披露下一步货币政策的任务和重点
在长达7000字的文章中,易纲反复强调,保持货币稳定,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变成“毛票”,是货币政策的根本生命,并因此提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保持正利率和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实体提供积极的激励,符合中国人生息储蓄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可能处于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为保持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必要做好“中长跑”准备,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除了保持币值稳定外,还需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把握总体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同时,对结构调整和优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货币政策还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使命。在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央行应尽最大努力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
基于上述货币政策目标,易纲揭示了下一步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重点:
首先,总量适中。下一阶段,我们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符合潜在产出和价格稳定的要求,实施反周期调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适度紧张,继续创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精准滴灌将引导流动性和信贷结构的优化。我们要继续合理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创造和完善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弥补不足,强化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
第三,共同努力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监管框架,更好地将维护货币稳定与维护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侧重于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直接、集中地作用于金融体系或金融市场,抑制金融顺周期波动,防止跨市场风险传染,并专注于维护金融稳定。它们可以相辅相成,形成两大支柱。
易纲透露,目前,央行设立了专职宏观审慎管理部门,正在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未来将逐步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组织结构,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深化改革,强化利率市场化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近年来,央行持续操作7天回购利率,发布政策信号,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发挥贷款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
第五,促进内外平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下,弹性汇率机制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均衡的稳定器。
“应该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我们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也不会让“以邻为壑”的货币竞相贬值。易纲表示,在下一阶段,央行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性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使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
易刚的结论是,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before/きだよ 0,很难退出接近“零利率”的状态,非常规货币政策被迫“正常化”。通过分析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的货币政策取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在未来几年,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羡慕的对象。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在合理的范围内,通货膨胀率总体上保持在适度水平。此外,我们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易纲表示,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接近零利率,它们也不会采取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持货币政策的最初使命,即保持货币稳定,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福祉。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供给方结构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加重视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化结构、降低税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撑的三角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