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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于11月2日在北京举行。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楼继伟指出，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和明显进步，但也存在一级市场庞氏骗局、二级市场零售和操纵会计估值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一级市场上有大量的庞氏融资和庞氏投资；
二是二级市场的散户投资者问题；
第三，投资者充分利用会计准则，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和估值；
第四，银行存款出现风险。
楼继伟表示，上述现象是不良的市场风格、不适当的规则、监管不力和全社会风险意识低下的综合结果。鉴于上述情况，加大开放力度，吸引更成熟的海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可以吸引部分资金进入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一、二级市场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国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促进市场的逐步成熟和行业的健康、长期发展。
以下是部分语音记录:
楼继伟:开放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资本市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领域。扩大开放有利于引导资本市场投资方式的转变，更好地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今后，在进一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开放的节奏，保持开放的自主性；创造与资本市场高度开放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平衡对外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保持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首先，中国正在加速资本市场的高水平开放
中国一直坚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并取得了显著进展。自1992年b股市场建立以来，它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渠道。到2002年和2011年，qfii和rqfii制度相继推出，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额度内直接投资国内资本市场；随后在2014年和2016年，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推出，实现了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截至2019年9月底，“沪港通”和“深港通”对北行资本的累计净流入分别达到4614亿元和3680亿元。中国资本市场已逐步形成多渠道、多维度的开放格局。
近年来，中国商业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持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商业环境已经上升到世界第31位，比去年高出15位。二是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积极进入中国市场。目前，瑞银证券已将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瑞士银行(51%)；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分别成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成为控股股东；大和证券和高盛也提交了申请材料。与此同时，今年10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进一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时间表，并将分别从2020年1月、4月和12月起取消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第三，将资本市场纳入国际指数的步伐加快。在股市方面，自2018年以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富时罗素(FTSE Russell)、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和道琼斯(Dow Jones)等国际主流指数纷纷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指数包含因子和权重也在逐渐增加。据初步估计，随着a股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带来约3000亿元的外资流入(包括活跃资本)。在债券市场方面，彭博巴克莱(Bloomberg Barclays)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等国际债券指数也相继被纳入中国债券，其纳入权重不断增加。
第二，高度开放有助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要扩大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主要的不是有多少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许多外资金融机构正在进入中国，更多的机构正准备开展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不仅是监管规则，还有成熟的行为规则和理念，促进资本市场从零售投机转向机构价值投资，从价格欺诈转向公平竞争中的价格发现，从而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总之，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一级市场庞氏骗局、二级市场零售、会计估值操纵等一系列问题。总结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观察到的情况，并提出问题和对策。
首先，一级市场上有大量的庞氏融资和庞氏投资。在成熟的私募股权市场中，在同一个行业(信息技术、生物医学等)中，普通合伙人(gp)只能分阶段管理一只基金。)或处于同一阶段(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或合并等))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在国内，一个gp管理几只同类型的私募股权基金，有可能逆转基金之间的项目，操纵业绩，通过持续发行新基金，承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前设定的基金质量较差的项目，支持庞氏投资的庞氏融资。由于各种原因，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关系不正常，缺乏信任。例如，lp需要很大比例的基金份额和对投资项目的否决权，或者把gp变成寻找投资机会的项目来源团队。董事会在各个层面进行检查，不投资类似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基金都是市场上的主力基金。然而，通过与市场机构的广泛接触，人们发现市场中的许多机构往往存在上述问题。凭借其独特的市场地位，董事会始终强调gp团队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持续标准化。考虑到国内市场环境和阶段的特殊性，与成熟市场相比，董事会适当放宽了相关要求，允许gp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管理不同风格、行业和阶段的单一基金，只共享法律事务、it和财务等中后台，但严格限制各类基金的交叉。
其次，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散户投资者。在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是主要投资者，投资者大多委托机构投资，散户投资者很少。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分配获得收入，其中归因占80%以上。在投资组合管理中，基金管理人通过指数增强稳步战胜市场，通过降低基准成分股中质量较低的股票的权重来提高质量较好的股票的权重，并在成分股调整时遵循基准变化规律。在成熟市场中，整体周转率低，价格发现好，投机行为少。由于市场有效，基金经理能够贡献的超额回报水平也很低，只有几个基点。国内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在时机和选股方面有一定的机会。但是，股票基金账户的持有率太低，一般在60%左右，这与规定的基准贝塔和配置要求相差甚远。此外，账户周转率高，基金经理过分相信择时和选股的能力来贡献收入。作为市场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董事会通过投资纯贝塔配置的重复股票指数独立运作，并委托外部基金进行指数增强型投资。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完善了投资指引，严格要求头寸不低于80%，基准覆盖率不低于50%，明确了选股时机和范围。从业绩来看，效果不错，年化超额收益率超过600个基点，这不仅取得了业绩，也促进了市场的成熟。
第三，投资者充分利用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进行有利的分类和估值。根据会计准则，金融资产可分为交易型、可供出售型和到期型，并可按公允价值或摊余成本定价。大量持股也可以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会计准则适用性的边界不够清晰，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较大。各种基金池都是基础资产混乱，层层嵌套，杠杆不断增加，利用不明确的适用标准边界，以更有利的方式进行会计核算，从而操纵收益，掩盖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专门询问了财政部会计司，得知我们的会计准则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上述所有条件都符合会计准则。但是，在投资领域，我们应该采用市值计价制度，以公允价值计量。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规范地反映投资的真实情况，有效地监控投资风险，防止庞氏骗局的出现。簿记方法的这一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去杠杆化过程中防止泡沫完全破裂并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在新的资产管理条例中设定一个过渡期，给金融机构更多的时间进行整改，打破公正赎回、禁止资金集中和抑制的渠道，严格控制风险。过渡期结束后，所有投资都应根据国际标准并参照全球投资绩效标准，即全球投资绩效标准进行核算。
第四，银行存款出现风险。理事会是一个公共机构，存款银行的选择参照《政府采购法》，即由外部专家参与，以最高的质量和价格为标准。然而，工业、农业、中国、建筑和运输的质量和价格都很低，而中型银行提供的价格很高，风险很大。在“高质量、高价格”的前提下，要付出多大的风险代价才是关键。然而，我国监管滞后，风险信息披露不充分，董事会不得不攫取公共信息，并将其列入禁止名单。对于那些怀疑自身风险较高的银行，它们只能依靠要求追加国债质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风险。
上述现象是不良的市场风格、不适当的规则、监管不力和全社会风险意识低的综合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资产管理规定已经修订了几轮，银行的财务管理部门必须是子公司，以适当隔离风险。尽管基金行业协会行动缓慢，但他们仍然披露了gp管理的基金数量。
鉴于上述情况，加大开放力度，吸引更成熟的海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可以吸引部分资金进入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一、二级市场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国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促进市场的逐步成熟和行业的健康、长期发展。同时，GIP用于计算投资绩效，使得投资绩效更加公平，风险度量更加准确。需要指出的是，gips有其不足之处，例如，NPV不能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价值，等等，可以逐步完善。通过监管、制度和市场开放的结合，可以改变资本市场的投资文化，提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引导资本向效率更高、前景更好的企业聚集，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势头的关键阶段，这对金融结构调整和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第三，一些建议
对外开放不仅给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许多风险和挑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者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有待完善。在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开放的步伐，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是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首先，监管规则应该稳定透明。最近，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北京和上海对实施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发现，随着经营环境的改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程序变得更加简单高效。然而，公司的实际业务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备案过程。特别是在不透明的备案过程中，仍然存在行政审批的阴影。当然，我已经告诉他们不行，这是入境前的国民待遇，国内外资本都一样，不能歧视。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只有监管规则的稳定性和透明度，才能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使他们愿意进入这个市场，继续参与市场投资。如果要引进成熟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监管方式、规则和程序等基础项目的建设和升级，实现“筑巢引凤”，最终促进整个资本市场的成长和成熟。
第二，改变监管思路，引入“做/做/做/做/0/机制”。过去，我们的监管机构总是希望市场上涨，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们非常关注市场。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监管当局应保持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和信息的充分披露，而不是主动承担指数涨跌的责任。今后，我们可以适当扩大空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欺诈公司惩罚体系，使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价格发现机制，从而可以区分好的股票，也为投资者对冲下行风险提供了工具。目前，市场的“long/きだよきだよきだよききだだよききだだだな”策略实际上是认为个股多头，这被用作/有人认为是真正的multi/きだよきだよきだよききだだよきききききききききӕ
第三，资本下的审慎自由化。除了美国，大量资金的短期跨境流动对经济并没有好处。各国政府和学者已经达成共识，所以我在此不再重复。因此，我们必须稳步审慎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账户开放是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应该积极稳妥有序，不能盲目。尤其需要澄清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并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中国必须谨慎开放资本项目，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放松资本账户交易控制。我们可以从国债市场开始，然后逐步将其扩散到股市，但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以防止套利。同时，要加强反洗钱体系建设，防止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化成为新的洗钱工具。
总的来说，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引导资本市场投资方式的转变。在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以更大的开放度应对美国的封锁，以开放度推进改革，促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