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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得出结论，工业拯救国家；犯错误以换取利益和安全；被动妥协和妥协；离开错误的地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迅速变化和政策多变的环境中，私营企业家在过去一百年中能够想到的克服制度变迁和制度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所有秘密，无非是这四种方法。
冯仑指出，事实上，今天大多数私营企业最担心的不是有一天政府拿起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他们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历史会有一个惊人的重演:国家在进步，人民在后退，政府的手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回归，私营企业和“富人”在道德上受到诋毁。
“近年来，陕西煤炭产业整合、河北钢铁整合、房地产去市场化等等。，似乎都有历史再现的恐惧。面对一个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的强大政府，民营企业家是一群要被屠杀的可怜羔羊。所谓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有等待死亡的权利。”
冯仑:面对持续的制度冲击，私营企业只能是“虚弱、摇摆不定和摇摆不定”，就像毛泽东长期以来所经历的那样。生存的另一种方式无非是“在贫穷的时候让全世界受益”，或者迎合舞蹈，放弃金钱来验证，或者被动地适应并拯救自己的生命并保留金钱。最终，“追求最好”将资金转移到移民和海外发展上是不可能的。
选项1:工业拯救国家
事实上，第一选择不是今天，而是从1895年到1949年。当时，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木瓯小学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都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它们是民国时期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被称为当时企业家模仿和效仿的偶像，为私营企业树立了榜样。
当时，工业是一种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实际上是士绅向工商业世界的精神转变。“这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着相同的精神结构，只是他们利用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理想”(高朝群)。
以张謇为例。他对清末的腐朽制度感到绝望。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工作”，于是他走出体制，下海经商，“舍命喂虎”，并“认定我是为中国清朝而降级的，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我愿意到达它而不失去它，我自己决定。”此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促进了南通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他不仅创办企业，为股东赚钱，坚持私有制和规范化管理，还兴办了一大批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吸引了、容兄弟等众多模仿者，被后人奉为楷模。
此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并要求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君主立宪制和建立负责任的内阁。辛亥革命后，他也弃商从政，成为孙中山政府的首席工业官、首席工商官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首席农林官。(马):“他不仅贯彻了政府的意图，而且还代表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
在今天的私营企业中，“九二派”可以与张謇等士绅商人(也称儒商)相提并论。在改革开放的大变革中，它不仅有着与当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相同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有着强烈的帮助世界、创业、参与社会建设和参与公益的感觉。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和归宿。
选项2:犯错误以换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种选择是，在一党长期执政、政府权力极大的情况下，主动纠正错误，以换取最大的安全和最大的利益。早在1927年，国民党就试图把独立的私营企业(商人)而不是商人纳入党的组织。后来，它规定了政治训练时期党治国的六项原则，确定了国民党在一党专政下的政治训练制度。商人又回到了传统，人们和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非常有限。
1949年共产党执政时，主张“限制、利用和改造”国家资本，最终消灭了资产阶级。1956年，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迫使私营企业“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并交出企业，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成员。在这一时期及以后，我们看到荣毅仁是最典型的，甚至是最成功的人物。1949年以前，荣氏家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财团，横跨纺织、面粉、金融等行业。荣毅仁是荣氏家族的第二代，他从海外归来，留在大陆见证共产党入城夺权的过程。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对荣毅仁说:“你是一个大资本家，你必须带头。现在工人阶级是主人，老板变了。”荣主动把企业交给了政府。事实上，容早就说过:“我是依靠党的。”他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大声坦白说:“社会主义改造给我损失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剥削收入，但我得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富裕、繁荣、强大。
对我来说，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的勾心斗角和不信任，我得到的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爱和信任，这是金钱买不到的。荣毅仁对党和政府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他被党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公私合营后不久，毛泽东出面保护他，不仅免遭反右肃反，还提拔他为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遵从毛泽东的意愿，保护他免受迫害。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请他回来帮助政府成立“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改革开放和与世界交往的商业窗口。
他的态度延续了他的逻辑，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政府，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表面上以主席的名义经营国有企业。这一次，他的奖励是:在政治上由党安排担任国家副主席，当他去世时，他能够遮住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荣氏家族的第三代荣智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在香港发了大财，并于当年成为中国首富。
当时，北京同仁堂的老板盛紧随其后。今天，我们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名单中找到许多私营企业家。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企业不是被迫向政府捐赠，也没有公私合作。我希望历史不会取笑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重复1956年的故事。显然，如何运用法治的力量来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摆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检验中国未来30年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衡量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和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
选项3:被动妥协和妥协
第三种选择是被动适应，以便不断地妥协、妥协并确保现有的快速收益。如果第二选择大多是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那么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采取被动态度是无可奈何的。
共产党在1949年入城后，首先提出保护国家资本，然后逐步改变政策，然后提出在流通领域“限制、利用和改革”、购买和包销，并通过“五反”打击私营企业的经济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直到最终实施固定利率和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在1956年被彻底消灭。
一位党内人士(桂勇)回忆道:“没有合资企业，你就无法生存。为什么？劳资纠纷还在继续，也就是说，工人们一直和你作对，你不能解雇他们。工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要支付工资。企业缺乏原材料和业务。国家很好地控制了所有的金融和原材料。私营企业得不到原材料，他们给你不同的价格。建立了工人组织——工会，完善了税务机关。
我们无路可走，更不用说工厂了，连家里的钱都是在工厂里付的，最后，家里破产了，资本家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所以资本家没有内心的热情。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合营”将企业交给政府并进入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我们不把它弄得又臭又臭，社会上的人就会转向资产阶级。”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有多厉害？就是让资本主义灭绝。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良知。”陈云也算发帖:71万私人资本所有者以1.15亿英镑的固定利率交出23亿英镑的资本，是非常划算的。
这710，000人在被动适应，就好像他们被温水煮过一样。他们微弱的希望和最终的幻想是保护手头可怜的资本和权利。但是，正如毛泽东坦率地说的那样，共产党“没有良心”，最终结果是灭亡和灭绝。
事实上，今天大多数私营企业最担心的，不是有一天政府拿起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他们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会有一个惊人的历史重演:国家的逐步进步和人民的撤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强烈的传统回归意识，以及对私营企业和“富人”的道德诽谤。
近年来，陕西煤炭产业整合、河北钢铁整合、房地产去市场化等。，似乎都有历史再现的恐惧。面对一个依法(而非依法)治理国家的强大政府，私营企业主是一群要被屠杀的可怜羔羊。事实上，所谓的选择意味着没有选择，只有等待死亡的权利。
选项4:远离错误的地方
第四种选择是“避开它”，即逃离是非之地(如移民)，即避开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冲击，即避开没有法制的政府。在过去的100年里，在几次重大的社会冲击和制度变迁中，一些重要的私营企业幸存下来，并因为逃离而站了起来。改革开放后，他们回到了内地，从而延长了企业的寿命，创造了百年老店的传奇。
从1945年到1949年，许多上海老板因为害怕与共产党的新政权斗争而逃到香港。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回到内地继续发展业务，延续了企业生活和家庭的荣耀。还有一家私营企业名义上是外国人，实际上一直在中国做生意。因为它的海外血统从未被打破，即使它在中国大陆的财产归零，也很容易卷土重来，回到中国。
例如，怡和是由两名苏格兰青年在180多年前创立的。起初，他们的业务在中国广州，后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怡和已在中国雇佣了2万多人，在东南亚雇佣了数千人。1949年，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夺取政权后，迫使大班签署了一份半买半卖的文件，并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全部财产。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撤退到香港，开始一项新的事业，并再次与区区* * *百万奋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怡和帝国得以恢复，在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东南亚雇佣了20万人，成为世界500强之一。
1997年，当他在香港回归附近时，他想起了1949年的痛苦经历，于是他又以“回避”的方式将公司的注册地搬到了新加坡。15年后，当我见到怡和主席时，我问他当时为何要离开香港。他拿出两张表格对我说:“我的责任是把公司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两种形式表明，离开香港后，
近年来，怡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取得了很大进展。回顾过去，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被保留在一些稳定和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使企业得以继续甚至迅速发展。
如今，一些与海外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要么在海外上市，要么将部分业务转移到海外，一些企业家通过移民获得了一条安全的逃生路线。这些都是上海老板和怡和无法生存的选择。
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富人移民和财产外流现象提出了批评。事实上，他们为什么不能检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的下列问题，为什么使私营企业感到不安全，并因此采取“避开他们”的策略来生存？
这就像一个社会秩序不好的地方，一个好女人害怕出去，躲在家里，甚至搬到另一个城市，但你不检讨政府的责任，打击罪犯，改善公共秩序，而是责怪好女人没有出来，让坏人调情和入侵。
总之，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快速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用一生的智慧想出的克服制度变迁和制度摩擦导致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非是这四种方法。
这一过程中隐含的最大死亡陷阱，实际上就是吴晓波总结的中国历史上民营企业的四大经典困境，即无论哪个执政党、什么样的政府自称伟大，只要我们没有走出这个陷阱，民营企业就很难真正跨越制度的死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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