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谈民企：夜总会里有坏人也有处女-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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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我认为做公益事业的主要变化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自从你把口袋里剩下的两美元给了别人，你就改变了自己，因为你开始知道如何帮助别人。十年的公益事业改变了我与世界的关系。为了盈利，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和市场。公益更多的是给予，这让我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正确和丰富。在给予的过程中，你会对索取有新的理解。例如，当你从村子里取水时，你总是带走大部分的水。从长远来看，村民们应该恨你。如果你把它拿走，和别人分享，剩下的你自己喝，每个人都会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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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改变公司治理，使公司的价值观更加正确。万通最初的核心价值观是“刚正不阿”，遵纪守法，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人们发现，遵守和合法性都有局限性，这应该有利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因此，我们扩大了“积极”的外延，使公司能够与股东、员工、上下游供应链和社会保持良好的利益共享关系。这样，公司获得了更多的道德支持。我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坚持利益共享的理念后，万通的生存空期一直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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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认识治理和效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过去，我以为做公益就完了。如果我做得更多，我发现做公益事业有很多知识。例如，做公益应该强调资金的杠杆作用。阿拉善生态协会在第一年就花费了数千万。如何使这笔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是当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推动政策变革应该是方向之一。我们捐了50万元支持一个研究小组。花了三年时间才最终推动了某项法规中某项条款的修订。这是一个用很少的钱和很大的影响力做公益的极好例子。这就是善用资金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改变社会，使社会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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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作为两个数百亿的大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根据你的说法，你在公益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商业运作要多。那么，你如何在公共福利和商业之间取得平衡呢？

冯:现在，我不仅要继续搞好企业，还要搞好公益事业。实际上，我现在不太关心万通，但是立体城市的新业务还在掌控之中。做公益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社会的许多积极面，结交了许多做公益事业的朋友。绝大多数做公益的人都是好人，他们散发着人性的阳光，这让人们很开心。否则，在网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你看到的都是令人不安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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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台湾，我看到TSMC ceo张忠谋的妻子在做志愿者工作，她组织志愿者无偿建造了一个特别人性化的工厂。做公益事业，感觉你生活在一个快乐而有建设性的世界里。也许我是乐观的，所以我总是说:“一个葬礼是一个快乐的事件，一个快乐的事件是一个甜蜜的事件。”

中国慈善家:我们在7月采访了王石先生，我发现你们两个有相似之处。你们俩都积极向西方现代慈善机构学习。同时，他们都希望带领中国民营企业家到海外做公益事业。在你看来，公共福利在与西方世界联系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冯:公益事业让我和世界有了很多很好的对话，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否则，作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我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没有任何关系。

公共福利也改变了我与世界互动的方式。通过公益事业，我接触了世界上许多公益组织。我去过三次世界地球大会，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里约。在这些场合，我感受到了国际社会对环境的看法和对地球命运的关注。在哥本哈根，我提出了建设一个三维城市的想法，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开始辗转反侧。

因此，公共福利改变了我很多。原来你不是一个特别纯洁的人。公共福利引导你朝着一个稍微纯粹的方向前进。当然，你不可能像婴儿一样纯洁。然而，有趣的是，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活着。

论冯仑

如爱友慈善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一个基金会等。，它们可以在几年内成为行业基准。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独有的

私营企业家已经把公共福利变成了社会建设的主流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野蛮的成长》一书中，你更多地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在万通公司的发展史上，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也曾被万通公司多次讨论。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发展了30多年。那么，他们还有“原罪”的血吗？

冯: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原罪。如果说20年前和30年前的民营企业有一点原罪，那也是制度上的原罪。所谓的制度原罪是由不完善的政策和法规造成的，而不是由企业家造成的。制度原罪就像一个每天都有污水流过的地方，会弄脏别人的脚。你应该批评那些排放污水的人，而不是脚脏的人。

事实上，国有企业也有一些原罪，一些国有企业也是通过抽逃资本注册成立的。这些事情，最好现在就处理，如果他们被抓了就处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抓就不行。如果一些私营企业做得不好，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犯罪处理。

前段时间，中石化发生了蒋洁敏事件。虽然民营企业中也有像徐明这样的败类，至少现在大家都处于平衡状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有私生子。夜总会里有坏人和处女，他们都是职业女性。如果我们谈论这个，它将结束，所以许多歧视性的事情不会发生。因此，私营企业应该做得更好，除了盈利和建立伟大的公司，他们也应该是受人尊敬的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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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许多民营企业家为了发展企业，与政府官员进行权力和金钱交易，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怎么想呢?

冯: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权钱勾结。事实上，这不是钱的问题。当它不是一件坏事的时候，钱怎么能去寻找它呢？当权力和金钱相勾结时，权力第一。由于权力的不当行使，金钱会出错。几年前，每个人都说富人很吝啬，不捐钱，但这两年他们没有说出来。曹和牛根生捐了这么多钱。然而，这还不够。只有企业家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公共福利”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人，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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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你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家？

冯:3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使企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年来，公益事业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流。当我们一起讨论和交流时，我们仍然会有成就感。

中国慈善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你发起的慈善基金会基本上是由一群私营企业家参与的慈善基金会。在你看来，私人企业家参与慈善基金会有什么好处？

冯:企业家的特点要求企业家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要以建设治理良好、运行高效、公开透明的公益组织为目标。这就是企业家和其他群体在做公益事业时的区别。

我发现企业家在公益组织中效率相对较高。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在研究公司的运营效率，所以企业家是一群寻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人。此外，他们非常重视公益事业的品牌和质量，所以爱友慈善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一个基金会等。都可以在几年内成为行业基准。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独有的。我非常钦佩台湾的社会建设，但在这方面，台湾不如大陆。台湾公民的总体道德水平和公共福利都很好，但从公益组织的效率水平来看，却不是很令人满意。新加坡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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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如今，民营企业家参与慈善似乎是一种趋势。这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乃至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冯: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参与公益事业，这也是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家参与公共福利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延续，而是从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考虑。

今天，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公益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实际上是社会、政府和企业家自身的共同要求。非营利组织越多，它们的发展就会越好，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许多政府工作可以交给非营利组织，真正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

很多年前，我和马云(微博)讨论过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私营企业。为什么？因为如果私营企业得不到尊重，它们就不能成为经济的主流部分，人们就会怀疑市场经济。作为一名私营企业家，我非常自豪。想想看，没有了马云、和马，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过。事实上，这些私营企业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现在，房地产行业也应该建立一个体面的公司，所以万通应该做公益，绿色建筑和立体城市。将来，当每个人都认为去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作是一样的，也许私营企业会更有趣，社会会正常，改革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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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与知名企业相比，慈善仍然是企业家的一个新领域。民营企业家做慈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冯:做公益事业不应该知道企业家。企业家很冷静，但他们在做公益事业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他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和改变它。被称为生活在媒体中，每天都在批评这批评那。作为企业家，我们应该活在具体的事物中，尽力把事情做好，做好有效的公益事业，并在社会转型期找到企业家的位置。

事实上，改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拆除，另一部分是建设。我们过去更注重拆除，但现在建造起来更困难了。我认为作为企业家，如果我们在公共福利领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能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我们最好的作用。

冯仑三论

社会转型后，道德真理空出现了，现在又是思想碎片化和空空洞化，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建立智囊团是未来公共福利的方向

中国慈善家:我注意到你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从未来看现在”。那么，在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慈善会议呢？

冯:将来企业家可以办各种公益组织，比如建智库。现在我认为传统的公益捐赠越来越多了。其次，从公益本身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参与社会建设可能更重要。

公益至少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向善，促进国家道德重建和自我重建。

四年前，我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未来基金会，这是中国公民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公益组织。我是唯一的捐赠者，我每年捐赠大约3500万英镑。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两件事，一是促进环境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二是资助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总之，我们支持的是可持续发展。今后，新加坡的经验可以为大陆的公益事业提供一条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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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你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

冯:世界未来基金会为什么在新加坡成立？我只是在想，在中国不同体制的地区做公益应该有不同的经历。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事业，缺乏经验是最大的缺点之一。我参加过八个基金会，但它们都是不同类型的，积累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他们必须向外国非营利组织学习。

我的总体感觉是，新加坡的非营利组织在治理和监督方面非常严格。这与大陆非常不同。对于新加坡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财务透明和独立审计是必要的。在这些层面上，mainland China的公益组织做得不够好。

当然，世界未来基金会专注于回馈新加坡社会。世界未来基金会可以被视为新移民的基金会。我没有移民到新加坡，但许多中国人是那里的新移民。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形象是模糊的，甚至是负面的。我们建立了世界未来基金会，一些新的中国移民愿意和我们一起做，尽管他们还没有捐款。

中国慈善家: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方向是什么，你在这个基金会上寄托了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冯: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走向还不明朗，我们一直在摸索。也有可能将其完全本地化，并向当地社会提供更多反馈。当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实际上对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也许世界未来基金会将来会成为一个智囊团。事实上，我认为很多来自私营企业的捐赠在将来会被投资于发展智囊团，因为智囊团可以极大地帮助社会建设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现在，说实话，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混乱的，有必要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文化和道德伦理。我们现在有8000万党员，2亿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剩下的8亿人没有信仰，他们的灵魂在浮动。当你睡觉时，你有一个灵魂，但当你醒来时，你有另一个灵魂，这使得与人打交道变得不可预测。假设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并在慈善方面做得很好，至少每个人都是好的。变好之后，价值观就会接近。价值观接近后，人们可以期待彼此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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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社会转型后，道德真理空出现了，而现在它是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和空空洞化，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自我重建，这是通过建立信念和学习传统文化获得的；第二，要重建国家，国家应该提倡法制观念，让公众相信法律。不要相信政客，不要相信某人，只要相信法律。总统不可靠，但法律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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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在慈善领域建立智囊团的确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想法。这是受商业思维的启发吗？

冯:在商业上，企业家习惯于开拓新领域，在公益事业上，也需要开拓新领域。目前，整个公益领域还缺乏一个智囊团。要想成为一个公益智库来改善公益组织的构成，有一个很大的空空间。今年阿拉善生态协会主席任期结束后，我就不用在阿拉善呆那么长时间了，我可能会更加重视推动智库的发展，力争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打造中国最好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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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团有很多种类型，比如专门帮助非营利组织成长的智囊团，以及专门从事社会微观层面建设的智囊团。

中国慈善家:你对未来的慈善事业有什么样的计划？

冯:今后我会继续做公益事业，把精力放在对社会和个人都有价值的地方，让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增值。我们去美国和台湾投资，这是生意的增长。在公益事业中，开辟一些新领域是一种增值。这样，你在生活中有了很多好的开始，生活自然可以在社会层面得到延伸。参加公益组织，这种事情可以继续下去，而且死后可以写进公益史。用名字做好事。为什么？这样其他人可以从中学习。不是来自我，而是来自这个时代，来自这群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私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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