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零度新闻网

本篇文章4360字，读完约11分钟

中午，按照传统惯例，整个公司将在节日前一起吃饭。9月29日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第二天是国庆节。公司全体员工在月坛公园北门附近的峨眉餐厅用餐，并赠送月饼等节日礼物。下午，每个人都准备回家度假。

下午我正要去区纪委谈话，总公司副总经理赵胜利阴沉着脸走进我的办公室，神秘兮兮地小声对我说:“跟我出去。”我问他是什么，告诉他我下午和区纪委有个约会。他低声说:“别问了，你跟我来。”假期结束后，我赶去上班，让小胖子(公司司机张卫平，我们在地安门工作时，他原本是出租车司机，也是齐岳的朋友，后来调到公司)先把我的假期礼物带回家(当时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和赵总一起出去。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此时，总公司已从园区天香苑搬迁至月坛北街9号楼一楼，原住宅楼底层配套的商业装修已成为办公室，离月坛公园很近。出去，沿着月坛公园北门往东走就到了总公司，所以我没有再问什么，就跟着赵。

当我走到月坛体育场北门时，赵胜利突然在一辆面包车前停下，让我上车。我看不清我身后的车里有什么，谦虚地让赵胜利先上车，但赵胜利没有上车，只让我上车。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上车。当我上车的时候，我发现穿制服的督察和区检察院的法警正坐在车上，他们特地来抓我。赵胜利对纪律要求很严格，从始至终都没有向我透露一个字，也没有告诉公司里的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所以我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当时西城区检察院、西城区法院和西城区政府在两栋连在一起的大楼里工作，区政府占一栋楼，检察院和法院共用一栋楼，两扇门在共用楼中间用墙隔开，法院占一半以上，检察院占一半以上。午饭后，我一直被锁在拘留室里。在问了一些关于我的身份的问题后，比如我的名字和年龄，我被忽略了。几个小时后，没有人关心我的晚餐，也没有水喝。窗外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亮了。晚上12点左右，巡官进来要我签一份拘留证明。拘留证明上没有写原因和指控。然后法警给我戴上手铐，把我送到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当时，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就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南墙外。现在胡同和看守所已经被拆除，成为西城公安局的宿舍区。我忘了胡同的名字，但我对拘留中心印象深刻。

进门的那排房子是看守所的办公室和厨房。小院子里的一排房子是牢房，东边是男囚犯，西边是女囚犯。牢房很暗，只能被昏暗的光线照亮。走廊很长，两边各有一排牢房。每个牢房的铁门大约有1.6米高。囚犯进出时必须低头。铁门外有一个带锁的大插销，门上有一个用窗帘遮住的小玻璃窗。你可以从外面打开窗帘往牢房里看，但关好窗帘后你就不能往外看了。玻璃窗宽约15厘米，高约10厘米，还有一个插销，可以从外面打开，向牢房里呼唤。锡门下面还有一扇小门，比玻璃窗大不了多少。它还配有一个从外面开关的插销。这个小门是用来送餐和其他小物品的。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每间牢房占地112平方米，除了一条离地面约10厘米靠近床板的小走道外，里面有一个卫生间和水槽。在后墙的高度，有一个很小的外窗，有一个很厚的铁栏杆，和电影里看到的很相似。床板宽3米多，长2米。人多的时候，十个人以上都要睡觉。每个人只有站立的肩膀那么宽。当他们不能挤的时候，他们只能睡在地下走道和厕所旁边。只有监狱长和监狱恶霸才能享受仰卧睡觉的最佳待遇。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步是在门口的办公室登记和搜查。每个人都必须上交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不管他们是谁，都必须被剥光衣服，严格检查。然后他们会登记并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口袋里，签署一份清单，囚犯们会签字并把它放进他们的口袋里。甚至皮带也被没收了，可能是因为害怕囚犯打架、上吊或带着皮带逃跑！

那天晚上，我被送到了临时号，那里的临时犯人(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当时“推定有罪”，都叫“犯人”)当天就被送到了看守所，包括那些被公安局临时拘留的人，那些被法院起诉的人，那些被检察院起诉的人，还有我被检察院起诉的人。拘留中心不直接处理案件的审判，而只是监禁他们。就像垃圾和商品一样，它可以被滥用，但它不会造成有毒气体和社会危害，也不能保证被监管的“物品”是活的或数量不变。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临时号码是没有被定罪和没有预定拘留期的囚犯临时居住的地方。没有人通知他们的家人，也没有衣服。二三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只能睡在一起，没有交谈。有些人可能会在黎明时回家，有些人可能会被罚款，有些人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有些人会被转移到其他牢房长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转移号码”，即从临时号码到正式号码，即带有数字的手机号码，称为XX号码。进入XX牢房的大部分囚犯已经被定罪，只等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判决。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早上我去区纪委谈话，下午却被检察院拘留了，只奇怪为什么我整个下午都没有审问我，而是忙着拿拘留证。今年的中秋节是在离我家千里之外的看守所度过的，但是我的家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让我的员工在中秋节送螃蟹，但是人们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正要从检察院去看守所。夜深人静的路上，我仰望天空空的圆月，幻想着嫦娥独自守护月宫的孤独。那一刻，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受，也无法告诉别人。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第二天，正式审判开始了。那个叫吴的督察好像是副科长，是来公司接我并拘留我的。一个传奇故事从这里开始。

原因来自1984年底的奖金。总行年终考核后，利润分配91%，留存部分由我分配作为奖励。张晓东和我每人分得1.6万元，相当于3000元。其余的分配给了其他员工，还有一些没有分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巨大的。根据当时的法律，集体企业的个人奖金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邓小平刚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一万元户”这个词刚刚出现在媒体宣传中。员工平均年薪只有几百元，而我们的一次性奖金相当于普通人十几年的工资水平。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今天，网上很多人都对我的工资和收入颇有微词，但他们不知道我长期以来是一个依靠劳动收入来维持温饱的人。部队转业后，每个月要存几十元钱，复员时，还要收几千元复员费。虽然他们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但他们可以不拿工资就能挣到以前的钱。我在农业科学院当经理的时候，收入也很高。我高的时候，一个月有两三百元，达到了高级干部的收入水平。来到华远后，固定收入是最低的，但奖金是巨大的。只要制度规定需要更多的工作，并且有合理的激励制度，我就不会对收入失去信心，因为我相信我的能力和努力。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在合理的激励制度下，我不必走歪门邪道，我可以合理地获得高于他人甚至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合法收入。当今天公司的声明中宣布我的年薪为6700万元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的年薪在十五六年前就超过了700万元，这是1996年香港上市公司的公告中首次披露的。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我的收入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倍或数百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别说是非法的了。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辆摩托车，这改变了旅行条件。1985年初拿到奖金后，我买了一辆报废的旧车，一辆苏联式的拉达车(张晓东也买了一辆进口的报废车)。当今天的年轻人还在为汽车而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改革的早期比其他人更早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奖金和汽车，一些人嫉妒和憎恨富人，私下里去区纪委向检察院举报。未经查证，区纪委以“领导批示”的形式将我移交检察院，企图把我变成罪犯，从而解决“恨富”的仇恨。然而，实际的奖金支付有财务记录。

关于发放奖金的问题，公司早在1985年初就在各区县各部门的自查检查中做了说明和记录；同年5月7日，当区对公司的自检和盘点情况做总结报告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我没想到半年后会变成犯罪！所以在我15天拘留期满的那天，我因“腐败”而被捕。

家人派人去拿被褥和衣服，监禁的日子开始了，我被分配到这个号码。巧合的是，曾经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位全国合作指挥部领导的孩子，从警校毕业后，碰巧是西城公安局看守所的一名警察，所以我被分配到了劳教所。

所谓的劳动数字意味着那些没有犯下过度伤害自己生命的罪行的人被关在一起。劳动人数中的人应该参加劳动，也就是所谓的“监狱中的生产活动”。产品也供应给市场，并获得加工费。看守所会根据加工费的收入给犯人一些物质奖励，比如更多更好的食物供应。地区拘留中心和城市拘留中心有一些区别。在地区拘留中心，通常会给更多的馒头或馒头，而在城市拘留中心，会给更多的糖果和瓜子。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每个监狱都有一个由警察专门指定或训练的“监狱长”，即囚犯的“小头目”，他为警察管理这个房间的秩序。一般来说，牢头可以因相对较轻的罪行而被殴打，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监狱。牢头通常可以命令几个弟弟当打手。大多数进入这个牢房的人都会先被审问。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会先挨打，服从牢头的管理。如果他们有一个好的态度，他们将首先"乘飞机"，并得到一些象征性的惩罚，让他们知道的权威地位和权力的牢头。也有人不相信，他们会强烈抵制。如果监狱控制不了它，警察会把它拉到外面的厕所里，或者打着打架的名义把它揍一顿，或者蹲几天监狱，所以他们一般都是老实的，然后被送回监狱，没有人敢违抗监狱长。因此，监狱里有等级制度和稳定的秩序。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也许是因为警察不能同时监视每一个牢房，他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呆在牢房里，所以他们必须从囚犯中找到一个“主要代理人”来确保警察工作的完成，而尽职尽责的狱友可以享受警察给予的特殊待遇，比如被奖励抽一支烟。我没有被其他囚犯欺负，因为我是一个经济罪犯，得到了我的警察朋友的支持。当时，大多数警察和罪犯不知道什么是经济犯罪，大多数牢房是社会治安案件中的罪犯，如小偷、强奸和抢劫，他们没有多少公众仇恨。十多天后，我被指控腐败。

[大佬忆当年]任志强：我在看守所的一年两个月零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