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大转型呼唤“商君子”出现-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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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息灵通，他对儒家复兴的长期趋势总是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例如，王先生回大陆发展，毅然定居北京大学。仅此一点就显示了王先生的战略眼光。

首先，儒家事业的中心一直在大陆。20世纪中期，大陆打破了自己的语境，台湾为中国保留了一丝文化活力。20世纪80年代，在杜维明等人的推动下，这股文化之泉流入了大陆的干燥之地，导致了大陆传统的强势复兴，并因其超规模而在全球文化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立足大陆，杜先生把握了未来世界文化演进的基础。

其次，王先生进入北京大学也是有意义的。在近代史上，北京大学是一所反儒家、反中国传统的深度学府，其文史学科与传统的经典、历史、书籍和藏书联系甚少。这样的北京大学没有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杜先生进入北京大学是为了使北京大学实现文化转型，他多次呼吁北京大学自觉承担起文化使命，如创办“经典”——蔡元培以废经开始了他的教育革命。

秋风：中国大转型呼唤“商君子”出现

尽管如此，杜先生以其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常常切入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例如，10月下旬，王先生发起并主持了“儒商对话”。其副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儒学的学术研究可能很专业，但影响还不够；儒学在政界的发展影响很大，但也面临许多现实的制约；只有当代企业家既有资源，又有国际视野。如果有一个理想，为儒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形成儒商的身份，那么成就将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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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发展。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也从建立良好的现代社会秩序的角度讨论了同样的问题:现代中国大变革的完成有赖于“商业绅士”的出现。

社会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组织组成的。每个组织都有领导者，古人称之为“绅士”。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绅士来启动、领导和管理各种类型的组织。

在孔子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小社区里，他们的领袖是绅士。在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封建小团体瓦解了，绅士团体瓦解了。孔子想要重建秩序，所以他必须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谁是社会领袖？

孔子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机制:学习。孔子说:“你为什么不时不时地学习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们不知道也不担心，这不是绅士吗？”第一个词是“学习”，最后一个词是“绅士”。学者就是学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学者。通过学习六经，学者拥有美德，掌握社会治理技能。

孔子塑造了“君子”。数百年后，汉武帝建立了一个监察和提拔制度，并学会了培养一个绅士进入政府，成为一个“士大夫”。“学者”指的是他们的学术背景，“医生”指的是他们的官职。士大夫因知识而获得权力。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领袖是一位绅士。学者的职业是学习和阅读圣贤，重点是五经。自宋代以来，它一直以《四书》为基础，也有五部经典。通常，由于他们良好的学术表现，他们成为士大夫，组织群众，领导社会。当然，仍有大量的学者不能进入政府，而是留在社会中成为“绅士”。宋代以后，基层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绅士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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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大多数文明中，比如人们最熟悉的欧洲，有两部分宗教政府和世俗政府:知识和文化完全属于教会；世俗政府只靠武力统治。因此，大多数时候，欧洲的掌权者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人，许多贵族甚至国王都是文盲。知识总是与神学混合在一起。如果青少年想学习知识，他们只能进入教堂。欧洲的大学最初由教堂管理。因此，在欧洲，学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色是分开的。没有学者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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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两种模式是好是坏，中国的社会领袖无论如何都不同于西方。

20世纪，中国再次进入大转型时期，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的组织:谁来组织人民，谁来领导社会，成为困扰中国百年的大问题。

在19世纪中期，当西方商人、牧师和炮艇来到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完全可以打败西方。然而，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资源调动效率低下。在历次中外战争中，中国派出的军队数量很少，所以很容易被西方军队用更好的武器打败。热心的中国学者官员很快就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流沙。西方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西方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所以它能有效地调动有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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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是整个20世纪中国所有有识之士努力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非常严重:1905年，科举被朝廷废除，学者成为社会管理者的传统渠道被打破。没有学者和学者，社会上唯一的组织力量是松散的，基层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漱溟先生从事了乡村建设运动，但并不成功。最终成功的选择是现代政党。组织严密、深入基层社会的政党把分散的中国人从上到下组织起来。它依靠意识形态来动员，而干部组织人民。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个社会组织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又一次回到了现代的起点:缺乏社会领袖。传统绅士早已消失。“已知”是相似的，但标准太低，特别是违背传统，这使他们在空.漂浮许多深入群众的干部失去了理想，成为了公务员，甚至是老板。他们是医生，但没有学者的价值观，就没有学者的知识和道德权威。今天人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所有主要问题都源于缺少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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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望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一个潜在的绅士团体正在成长，那就是企业家，他们有望成为商业绅士。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家最容易获得治理技能。治理的技巧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能管理一个企业，你就能管理一个俱乐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企业家自然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领导者。

然而，合格的社会领导人是自愿服从他们权威的领导人。自愿服从的前提是对人民有道德吸引力和信任。因此，作为组织领导者的人们需要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中国，也需要文化意识。大多数企业家受习俗和偏见的影响，他们不认同中国文化。然而，不了解文化的人不能有效地领导被文化塑造的普通人。

杜维明先生倡导儒商对话的目的是唤醒企业家的文化意识和道德意识。如果企业家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以成为“商业绅士”。他们是企业家和商人。同时，它们将企业获得的治理技能带入社会的其他领域，并发挥领导社会的一般作用。此时，他们是绅士和商业绅士。商业绅士组织分散的人们形成各种规模的社区，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有了这样一个商业绅士和他的组织，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稳定的秩序。没有绅士，就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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