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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10月11日讯——96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没想到自己会突然成为网络红人。
自从“学校第一课”节目播出后，央视主持人董青对这位老人的采访就在《老友记》中播出了。令北大学生颇为不满的是，人们更多地赞美董卿的“三跪”，却忽略了这位前辈的知识。
初秋的一个周末，在北京大学长春花园的一栋小楼里，我们与许先生不期而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两居室公寓，到处都是混凝土地板和成堆的东西。狭窄的门厅欢迎了我们几个人。我们无法立即找到立足之地，只好挤在小床对面的沙发上。老人心虚地以为自己不能向徐先生作自我介绍，于是拿起那篇文章生气地说。
我没想到我们的面试会以一个不愉快的话题开始。最近，徐先生得知有人在网上诽谤他“不符合英语标准”，甚至质疑他的“剽窃”。从未上网的老人感到震惊和愤怒。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徐先生不断地回到这个话题，不时地问:互联网能不能不负责任、胡说八道、未经证实就诽谤他人？
我不能告诉老年人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在炎热的秋日下午，老人身后斑驳的墙壁散发出一种古老的历史感。在北京大学这个简陋的房间里，30多年来，徐先生翻译了数百部中、英、法经典作品，成为“英法诗的唯一翻译家”。2010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家联合会“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翻译界最高奖项。在我们身后的书架上，120个中、英、法译本被编码成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
既然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爱上了翻译，那么什么样的逻辑能够解构这位老人70多年前的学术生涯呢？有多少“证据”可以摧毁网上积累的“怀疑”和“推论”？
作者是许渊冲先生。
"贝多芬说得好，为了美，没有不可违反的纪律."
人民工作室:我看见杨振宁先生在书架上拿着一张你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照片。我听说他非常喜欢你的翻译？还有，你的老师钱钟书和你讨论过翻译的方法吗？许多人说你在翻译中违反了许多规则。你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己的“传达情感和意义”的翻译风格的？
许渊冲: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艺术家的发展过程是为了更高的价值而自我牺牲。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发现前人的弱点并超越他们是一个突破。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断超越自己，向他人学习，提高自己，最终超越了我的前辈，登上了顶峰。
在过去的96年里，根据但丁的《神曲》，它可以分为《青春》(1921-1950)、《炼狱》(1951-1980)和《新生活》(1980-)。总而言之，英国和法国是在50年代教的，唐和宋是在80年代译的，90年代传的，21世纪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学习和继承的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不足，准备超越前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型时期，浪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直到1980年以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超越期，成为“唯一一个把诗歌翻译成英法文，并把书卖给数百名中外于本的人”。
尽管我获得过许多奖项，但从过去到现在，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我欢迎这种论点，只要它是不同学校之间合法的学术讨论。只要是建设性的，我都会接受。然而，有些人根本不懂翻译，他们说的都是废话。指责我“剽窃”的人说我的翻译是从一个外国人罗兰那里抄袭来的，但这个翻译基本上是我的老老师方冲教授的作品。出版后他给我看了。我说你交的译文很好，但不押韵。我修改了它。最终的结果是方冲教授认为我翻译得很好。我想我的翻译是在追求鲁迅所说的:意美、音美、形美。
我违反了很多翻译规则，这在中国是有争议的。我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有很大不同，自由翻译有更多的元素。根据他们的观点，逐字忠实地翻译原文是最好的，翻译不好也没关系。然而，我认为翻译中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还要忠实于内容。当内容和形式统一时，我不会离开形式。当内容和形式相矛盾时，我选择内容。如果我的表达方式比逐字翻译更能传达原文的内容，那么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
我的翻译哲学也逐渐成型。在上个世纪的30年里，翻译作品风靡全国。鲁迅的直译被进步作家所接受，并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我读过文学作品的直译，基本上不喜欢它们。我喜欢朱生豪翻译的喜剧《莎士比亚》，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的小说，比如朱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两句“你经历了多少欢乐和悲伤？谁见过这样的悲伤和痛苦？”几乎可以说比原著更好(直译:世界上没有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好的爱情)。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句话，“江生威武，从房子后面升起”，影响很大，不在原文之下。从以前的实践来看，我认为直译比意译好。
吴宓先生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教授“翻译”的人。一九三九年暑假，我听吴先生讲过翻译。主要观点是翻译应该通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词语看到意义。没有意义就不能翻译单词。当时，我听到并非常同意它。我认为吴先生的翻译理论与鲁迅的不同，我更喜欢前者。按照老子的说法，“道可以说是道，非常道”可以说是“可译的，不是直译”。
除了吴先生之外，钱钟书先生关于翻译“境界转换”的建议也影响了我。在他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他说，“译者使用‘目的语’的能力可能超过作者使用‘起始语’的能力，或者翻译在写作上比原文更好。”上面提到的朱奕和傅奕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是说译者的写作风格优于作者，而是“目的语”(目标语)比“起始语”(源语)有更长的历史、更丰富的内容和优势。译者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译文优于原文。钱先生在给我的一封英文信中说:“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罗斯特对诗歌的无情定义: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翻译无色玻璃会冒犯诗歌，翻译有色玻璃会冒犯翻译。”
在我看来，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真实，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美，但翻译不可能100%真实。总的来说，钱先生认为他宁可得罪诗歌也不愿得罪翻译。因此，为了寻求真理，他宁愿牺牲美。他认为像无色玻璃一样的翻译比像有色玻璃一样的翻译更忠实于原文。然而，我认为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主观作者写的客观现实。不管作者多么真实，主观和客观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当译者进行主观翻译时，无论他如何努力，他与客观原文都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不一定大于作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由于目的语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一定大于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所以翻译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其次，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既真实又美丽。如果译文只追求真理而不追求美，那么它能被视为忠实于原文吗
人民工作室:我听说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10位教授提名你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回信给你，说你的翻译是“中国伟大传统文学的一个样本”。你回信说诺贝尔奖颁发一年，唐宋诗流传几千年。你怎么会有这种信心和信心？
许渊冲:诺贝尔奖只显示十几个评委喜欢这个作品。我不怎么重视它。如果读者读了我的书，认为生活更美好，我认为它更有意义。
我记得在西南联合大学时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书。他说《论语》第二章“发自内心，不可超越当下”，说这也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当用于文学翻译时，“随心所欲”意味着自由选择最佳表达方式，“不超越规则”意味着不违反客观规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前者高于后者。中国的翻译理论认为，只要不违反客观规律，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表达方式。所以这是积极的。西方对等理论主张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适用于中西文学的翻译，因为只有一半的中西语言是对等的。
例如，在著名的法国著作《红色和黑色》中，市长以傲慢的口吻说，“我喜欢树荫。在一棵大树下，人们可以享受凉爽的空气。前者批评后者不忠实，不符合互惠原则，因为原文没有说“享受凉爽”。后者批评前者只忠于原文，不忠于原文。因为市长用傲慢的语气说了这句话，那么对等的翻译有什么样的傲慢语气呢？”“在大树下乘凉真好”是市长把自己比作一棵大树，可以保护每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市长的傲慢。贝多芬说得好，“为了美，没有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定”。这也是中国翻译理论高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坚持翻译“意、声、形之美”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翻译方法仍有争议，但我坚持我是对的。这也是公认的。我翻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堪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翻译了一些著名的中外作品，如《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我是第一个获得“北极光”奖的亚洲人。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和我的翻译方法的肯定。我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创造美，而文学翻译就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就文学翻译而言，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