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互“化”：“葡瓜效应”的陷阱-零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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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

作者:[日本]于娜华润何孝义翻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在解决日本复兴的问题上，作者思考了中国模式，梳理了中日“文明冲突”的千年历史。

余那哈润无疑属于那种雄心勃勃的历史学家。这不仅指他探讨“中日“文明冲突”的千年历史”的学术能力，还在于他敢于突破既定框架，以全新的学术视野重构“大历史”。在他的著作中，有两个核心概念被作者反复强调并贯穿全书:“中国化”和“江户时代”——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认为我们是全球化的社会变革，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化’的‘老路’”；想要成为“中国人”却未能如愿以偿的是“漫长的江户时代”，最终走上了“邪恶之路”。因此，在“汉化”和“江户时代”两种思潮的兴衰中，重建了日本自中世纪以来的一千年历史。

中日互“化”：“葡瓜效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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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中国化”并不是指中日之间的角力关系，包括杀戮、征服和被征服，而是指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的逐渐相似。

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近代的国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是宋代的中国，这已经成为日本历史学家的最终结论。余那哈还沿袭了内藤湖南的“宋代现代说”:中国自宋代以来就进入了“现代”。更具体地说，从那时起，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一直保持到今天。

但问题是，“日本有意模仿中国，直到唐朝，但不知何故，在宋朝之后，日本并没有接受中国的“现代”，而是在中世纪经历了从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的无休止的争斗，最终迎来了一个与江户时代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现代”...正如宋代形成的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日本江户时代的状态正面临终结。因此，日本社会最终将进入宋以后的“中国近代”状态——实现所谓的“中国化”。在余那哈看来，这种转变已经出现，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3.11”地震:“我更倾向于认为，自2010年前后的一两年开始，‘日本社会的终结’已经逐渐明朗，而‘3.11’只是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已经进入死胡同的“长江户时代”已经开始崩溃，而不幸的地震所带来的悲剧性灾难加速了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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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雏形早在宋代就已形成，其特征是废除贵族制度，强化皇权专政；随着隋朝以来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儒生被赋予了“平等的机会”，一切都由“能力本位”决定。胜利者进入官僚体系协助皇帝，而失败者住在江户，迷惑人民。身份制度被废除，社会制度被放松，资源被释放。货币和经济渗透、城市人口集中和经济自由化，但“政治秩序是由一种独特的力量维持的。”换句话说，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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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波“全球化”到来时，日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它在本质上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其明显的例子是江户时代，可以称之为宋代中国的“两极”:文人、农民、工商业，地位平等，等级森严。人们以村庄、城镇和其他区域社区为单位，履行自己的职责，共同受制于一些有形和无形的身份契约，放弃相当大的个人自由以换取体面的生活保障。战后的日本企业社会可以说是江户时代的现代版:在一党统治的自民党政权的护卫下，大企业一路成长，终身雇佣和年度成就序列是整个社会既定的企业文化。只要大学毕业生进入一家大公司，他们就会一头扎下去，获得终身支持，基本上不会三心二意，“骑马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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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那哈认为，千年东方史是一部“中国化”和“江户时代”相互变化的历史。自古以来，日本就厌倦了应对全球化，以前的“全球化”就是“中国化”。“中国化”的特征是世界上的权力集中，但社会几乎没有身份约束，人们是自由放任的，这类似于“放养”。问题是国家和社会是不可靠的。当个人生存出现危机时，他们只能投亲友的票，寻求血缘庇护；相反，“江户时代”倾向于削弱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主义，目的是“去中国化”。活着的人被束缚在由家、村庄和城镇组成的区域社区中，这类似于“俘虏”。战国以前，吴家严禁随意更换主人，武士只能世世代代效忠同一名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雇佣”。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日本的企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旧名和勇士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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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和“江户时代”，就像一张牌的正面和背面，被反复播放。

就作者而言，这本《中国的日本》的阅读经历是相当奇怪的:书的前半部分，甚至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凉意，因为其中的台词充满了“中国化”和“中国化”。遭遇挫折后，日本如何适应“江户时代”并努力应对？在处理不利因素时，为什么“中国化”会卷土重来？然而，从那以后，黑暗逐渐变成了黑暗，然后变成了不快，最后变成了沮丧！作者似乎对阅读心理学的三种风格相当熟悉，直到第264页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本书里所谓的‘日本的中国化’并不是‘在日美军队的压制减弱之后，中国军队将大举入侵和占领日本’的那种意思。”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意图无关，即日本社会“希望成为与中国相同的国家。”我个人认为后者特别可怕，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这确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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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化”中的哪些问题让余那哈教授如此害怕呢？

答案是缺乏多样性。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遭遇了许多伴随增长而来的“阵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空气体污染、河流污染和土壤污染，整个国家被称为“公害之岛”。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社会才能包容不同的观点，接受反对党的质疑和媒体的批评，依靠“发展不是一切”的价值多元化思维，及时反思单一的发展理念，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如果日本没有政治反对派、社会运动促进、媒体监督和司法保障的“四位一体”“立体作战”，为什么能够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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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中国化”还是“江户时代”，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适应“多元化”，构建价值多元化。中日之间的相互“转化”和“混搭”是一种文明的“嫁接”和“杂交”。就像整容手术一样，有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魅力。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葡萄牙甜瓜效应”(葡萄牙甜瓜、葡萄和甜瓜的复合词，意思是人们嫁接甜瓜和葡萄，以寻求一种“甜瓜状的果实可以像葡萄一样串起来”，但杂交的结果是“像葡萄一样小的果实只结一个像甜瓜一样的果实”)。对此，余那哈心知肚明，似乎相当悲观——他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危险，不可混！”(作者是作家和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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